社论：一念恶意错终生 司法帮教恐缺失

最近，位于中国河南省许昌市的“网红”商超胖东来的创始人于东来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将为刑满释放人员及来自新疆和西藏等中国边远地区退役军人提供就业机会，其中涉及刑满释放人员的招聘计划旨在“让刑释群体获得社会尊重与关爱，活出尊严”。此举在中国民间引发关注，再一次将这个边缘群体的生存艰难推到公众视线之中。

根据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2025年3月发布的报告显示“全国批捕犯罪嫌疑人75.3万人，提起公诉163.1万人”。另据河南省延津县人民检察院在官媒《河南农民报》中披露的一篇工作纪要的数据显示“刑满释放人员三年内再犯罪率达13.7%，其中财产型犯罪占68.5%”。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背后，是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后面临的安置难题。

包括犯有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在内，中国在刑满释放之日起，有五年的“帮教期”。所谓“帮教期”按照中国《监狱法》第37条规定：“对刑满释放人员，当地人民政府帮助其安置生活。通俗意义讲就是“帮助回归社会，教育其不再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然而，在现实中，中国社会却存在广泛且流于形式的“帮教”。这些参与帮教的单位属于中国行政司法系统，通常是各地司法局。这类单位大多数是靠财政来养活，但是由于财政收入连年下降，导致帮教工作质量也是参差不齐，进而演变成“帮而不教、教而不帮”的现象，成为再犯罪率攀升的诱因之一。

这种流于形式的帮教不止是因财政困难就难以作出，更多的是所处的城市资源少的可怜，对帮教人员毫无任何关怀之意。而司法部门的形式主义莫过于一种“交作业”般的敷衍。

正如孔子所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意思是“犯错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刑满释放人员最大问题就是“无犯罪记录证明”，在中国任何行业都需要以此作为“安全的借口”。由于这个证明关乎一些地方官员的“政治生命”所以没有任何人愿意承担责任，也就意味着“案底人生”将追随其一身至死，也将影响其后代。

从送外卖到跑网约车，这张看似不起眼的证明却在中国“泛国家安全化”的背景下，逐渐成为一种无形的枷锁。

正是这种“泛国家安全化”造成的不信任，是使得社会公众之间整体造成信任缺失的主要原因，而刑满释放人员作为社会中最边缘的群体，其“再社会化”需要政府与公众共同努力，构建信任而非制造对立。

解开这个枷锁的钥匙则是来自社会的包容，学会包容则是给社会安全性增添最大的保障。缺乏灵活关怀的社会环境，容易将刑满释放人员推向边缘。

因此，若因一念之差犯错便被彻底否定，在刑满释放之后，合法谋生之路受阻，非法途径看似“轻车熟路”，这种重蹈覆辙的发生不仅是个人和家庭的悲哀，更体现了社会信任的缺失。

回头看看，一个国家或社会具备真正的社会安全感，是源于对司法制度的信任与对弱势群体的接纳。相较于中国目前这种流于形式的“司法帮教”与高调的政策宣示，却难以真正消弭刑释人员所面对的“无形之墙”。

同样，包容刑满释放人员，不仅是司法关怀的担当，更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不将犯罪作为一种“荣耀”而希望唯有以理解与支持取代偏见与排斥，才能为真正的“和谐社会”注入真实存在的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