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自1949年至今,中国只与一个西欧国家——梵蒂冈——从未有过外交关系。而近来双方通讯频繁:5月份,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Card Pietro Parolin)提出了在中国设立办事处的想法。到8月,双方公布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与梵蒂岗乌克兰问题特使祖皮枢机(Card Matteo Zuppi)通电话。
根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8年4月发表的《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中国大陆有天主教信徒约600万人,宗教教职人员约8000人;天主教香港教区圣神研究中心统计,截至2022年,中国天主教徒数目有约1000万人。
而其中,主教任命问题是双方摩擦丛生的一环——教廷坚持世界各地天主教神职人员均应由教皇任命,并将之写进了《天主教法典》。中国主张“三自教会”即“自供、自养、自传”推行了自行任命主教的政策,抗拒梵蒂冈介入。
梵蒂冈何来的执念?这主要源于《圣经》故事中,耶稣基督将教会交托予十二宗徒(The Twelve Apostles;又译十二使徒或十二门徒),他们便是主教,而其中圣彼得(St Peter;圣伯多禄)为主教之首,即教皇。
2018年9月22日,梵蒂岡与中国在北京针对主教任命问题签署了一份临时性协议。这已是中梵迄今跟正式建交最近的一步。
去年4月,官方教会自行调任沈斌为上海教区主教,梵蒂冈虽然不满,但3个月后也只好宣布同意任命。
今年8月,长期拒绝加入《爱国会》的95岁石鸿祯,也在教廷推动下,终于获中方正式认可为天津教区主教。
长期以来,梵蒂冈一直希望在中国设立一个可以与东方教徒沟通的平台,尤其是从未放弃中国近百万名天主教徒的努力。
2024年5月21日,在罗马举行的纪念上海中国主教会议召开100周年研讨会上,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对媒体记者说:“长久以来,我们都希望能在中国有一种固定性的临在(presence),即使最初或许不能以宗座代表、圣座使馆的形式。”
教廷一直有派驻“驻香港代办”,目前是戴旭华蒙席(Msgr José Luis Díaz-Mariblanca Sánchez),属教廷正式外交官。但他所领导的机构称为“宗座驻港考察团”(Holy See Study Mission in Hong Kong),直属教廷,不隶属天主教香港教区。
考察团与代办的存在并非秘密,但其办公地点不对外公开,据称是在九龙某处,路透社形容是一座“被围墙包围着的别墅”。中国香港特区政府总部礼宾处网站的“领馆及官方认许机构”名单上也找不到考察团的存在。
2021年12月就任香港主教的周守仁,2023年4月成为香港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首位访问北京的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访京期间曾说:“人民爱国是应该的。”
周守仁在同年7月被教皇方济各擢升为枢机,9月陪同方济各访问蒙古。教皇在蒙古布道时提及中国教徒,呼吁他们“成为好教徒、好公民”。
2007年5月,本笃十六世对中国大陆信众发表牧函,指出官方天主教爱国会奉行的“三自”原则“与天主教的教义无法调和”,梵蒂冈要求有任命主教的自由,但教皇相信能够同中国政府达成协议。北京外交部回应中国愿继续与梵蒂冈对话,但梵蒂冈必须与台湾断交;刘柏年认为牧函表达了对中国天主教徒的爱和关心,希望中梵能早日建交。
在中国与梵蒂冈的临时协议快将到期之际,梵蒂冈在2024年6月宣布任命获得中国官方“一会一团”认可的杨永强为浙江杭州主教,得到《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英文版报道。台湾中央社引述观察人士称,这意味着“宗教中国化”已出现修正。
8月下旬,官方中国天主教主教团证实,天津教区为94岁的石鸿祯主教举行了就职礼。宗座外方传教会亚洲新闻(PIME Asia News)指出,石鸿祯主教早于1982年已获教廷认可,一直在地下教会服务。
梵蒂冈很快便发声明,称教廷“满意”中国官方认可石鸿祯主教。
据位于菲律宾的亚洲新闻报道,浙江温州神父金孟袖发表公开信,谴责当地警察于8月中旬“突袭”一座教堂,并抗议官方神父麻显士颁布堂区调整计划,称并非主教的麻显士无权作出此决定。
亚洲新闻指出,“多年来,温州教区一直是中国天主教徒痛苦处境的中心”。
2020年6月,《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路透社报道,原教廷驻香港代办何明哲蒙席(Msgr Javier Herrera Corona)2022年3月卸任前,向一批在港天主教团体提出了他对香港教会发展的忧虑。报道并称教廷驻港代办处等已开始谨慎地将教廷档案运离香港。
报道称,何明哲蒙席对一群教会团体代表说:“改变将要来临,你最好作好准备。香港已不是天主教的滩头堡。”
2022年5月,香港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被香港国安处以涉嫌“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嫌拘捕,他迄今一直处于保释候查状态。
中国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要是他的行为犯法,就必须依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