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观察》访民变成“高风险对象”！习近平视察河南“维稳”再升级，这是在担什么心？
近来大陆各地“上访”事件接连不断，引发北京当局的高度关注。一份大陆某地信访部门的一份档被曝光，内容披露正建立“信访人缠访闹访预警评估模型”。档称，通过分析信访行为，评估个体风险等级，重点甄别非法、越级及恶意上访人员。该模型以蓝、黄、橙、红四色标记不同预警等级，旨在锁定“核心带头人”及“潜在活跃信访者”。
中国政府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对信访人员构建基层资料库，并分为网上和线下两种模式。网上信访在中国不属于“上访”行为，即属于正常信访条件，而前往线下上访则属于违法行为，此举被认为是“有损政府形象”。不过，对于绝大多数的访民来说，往往认为前往线下上访自己的事情才会被解决。
与此同时，在大陆社交媒体上也传出大量前往中央巡视组驻各省临时办事处上访的视频，使得基层信访压力剧增。
非法信访和缠访、闹访人成为重点打击对象
这份流传的档指出“建模重点考核信访人一年来的信访表现，还要准确甄别出各种非法信访和缠访、闹访人；准确甄别出各种无序越级上访人；准确甄别出各种越级走访、特别是恶意进京走访人；准确甄别出其核心带头人；准确甄别出有信访潜力、并至今仍有活力的信访人”。上述四点属于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处理涉访问题的重要核心。
每年中国两会之际、十一、五一、六四等敏感时期，各地驻京办也是纷纷上岗，在北京西站、北京站和主要陆路交通枢纽等地拦截外地进京上访人员。如果前往了位于北京的国家信访局接待大厅，其上访者的身份证就会被登记标注，日后再进入天安门等敏感地方则会通知府右街派出所前来处理。对于这些涉访人员的后续安排则是由各地驻京办出面解决，但是这些产生的费用由地方信访部门承担。
对此，旅澳中国政经学者司令表示“以前中国就曾经对信访的组织者展开过针对性的打压，这次等于是旧帐重提”。
根据观察发现，在北京重提“枫桥经验”和大陆国家信访局召开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之后，各地在驻京机构又出现一个以地级市为单位的“维稳办”主要是负责本地区进京上访的人员管控。
对于这种现象，中国政经学者司令表示，“问题多年不解决，闹也是无奈之举，可以说是很无奈的一种选择。诉求管道就那么几个，路子还越来越窄，导致基层矛盾累积叠加，问题复杂化”。
司令还表示，访民群体的壮大，声势越来越强，因此中国政府开始重提所谓的“分级管控”。同时，信访颜色论，也是换汤不换药得表现，这也是可以来解释为何“驻京办”这个机构编制拖了多年一直没有全部裁撤掉的原因。
不过，该档着重提到的“准确甄别出其核心带头人；准确甄别出有信访潜力、并至今仍有活力的信访人”则是指被官方认为的“恶意上访者”。不过，在现实中，也有一些因为涉及消费类维权的人士在信访投诉后，也被所在地的街道电话问询过，并警告“不要再反映”，由于档所列的资讯过于模糊，外界很难知道对于这类上访者官方处理的方式会否与之前不同或者是区别对待。
习近平河南考察首提“维稳”引发外界猜测
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发文称，习近平19日-20日来到河南视察，在官方所发通稿中，习近平的讲话中提到了“确保社会治理各项工作纵向到底、横向到边；提高政府诚信、企业诚信、社会诚信水准；要盯牢风险隐患排查和治理，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针对不同社会群体的特点把工作做细做实”的表述引发外界关注。
中国知名财经博主“宏观边际MacroMargin”表示，2025年“维稳”工作可能上升到最高层的重点关注项，后来经济工作会议，果真新增了“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表述，且放在了指导思想部分，优先顺序很高。在这次考察中，提到“针对不同社会群体”，是不是意味着，近几年一些地方搞的，针对“四无”、“五失”人员的网格化管理，得到了最高层的认可？后面是不是要大规模推广呢？
其中，“四无”和“五失”人员分别指“无配偶、无子女、无工作或稳定收入、无房产等资产”的群体和“投资失败、生活失意、关系失和、心理失衡及精神异常”的群体。
上述群体一直是从疫情结束后，都是各地党政部门重点开展工作的人群之一，此前在多地政法委工作会议上，多提出把握和解决这类人员是维稳工作的一大重点。
由此来看，中国社会出现经济和政治“双难”的局面引发中共高层的关注，这对于社会治理工作来说无疑会导致基层压力剧增，不得不用毛泽东时代的“枫桥经验”来解决社会维稳带来的种种问题。
对此，习近平在视察时的讲话还提到“切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支持基层干部大胆干事、树立威信，支持群众依靠自身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问题。”
对此，旅澳中国政经学者司令分析认为“这从侧面反映出可以让基层官员打消了顾虑，即基层从此可以放手去干，责任不是由你承担”。
官场反腐引发新震动 基层治理败在形式
由于近期中国加大对官场反腐力度的整治，广西官场出现“塌方式”得官员落马备受民间议论。上述行动表明，北京正在以一种铁腕式的姿态加强与腐败官员的斗争，但也是在试图清除藏在官场深处的“政治异己”。
这种手法与之前中共开展多次的反腐运动不同之处，在于如何将现有的内部队伍团结起来，不仅是思想上团结还要落实到现实行动中团结。
但是，“讲团结”也是中共高层对于多数官员唯一的“政治要求”。这对于整体政权的影响可以降到最低。
司令表示“当最高统治者开始大谈特谈社会稳定时，就表明一点现在官民矛盾对社会治理造成了一定冲击，即便是在可控范围内的话，也是不可能开始在嘴边谈维稳”。
中国作为一个分级明确的监控化社会，在社会治理的方式上极具中国特色，同时这对于绝大多数官员来说，如何将自己的责任降到最低，维稳效果发挥的更好，才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