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主席鄭麗文6月1日啟程訪美，這趟行程從台北出發，卻帶著北京與華盛頓截然不同的「劇本」。四月她剛在北京與習近平會面，被大陸民眾高調包裝成「回家」的女兒，歌曲〈麗文來〉刷屏，民族敘事鋪天蓋地；如今轉戰美國，迎接她的卻是AIT處長谷立言的「醜話說在前頭」——國民黨是否正從根本上改變政治取向？是否在關鍵外交安全議題上開始效仿北京立場？

從北京到華盛頓，從國民黨到民進黨，從兩岸關係到中美博弈，鄭麗文的一舉一動正在被放置於更大的戰略框架中解讀。

從「鄭習會」到訪美：國民黨的兩線操作

事實上，自鄭麗文4月率團訪問大陸並與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會面後，北京方面對於其政治定位已經發生明顯變化。

在大陸官方與學界看來，這不僅是國共交流的延續，更象徵北京重新啟動對台灣在野力量的戰略接觸機制。大陸媒體普遍將其定義為「反獨促統」、「維護台海和平」的重要政治動作，而部分評論更將其視為未來台灣政局變化的重要觀察窗口。

然而，訪陸之後旋即訪美，卻讓外界開始重新評估鄭麗文的戰略布局。根據公開行程，鄭麗文此行將訪問舊金山、紐約、波士頓、華盛頓及洛杉磯，並與美國國會議員、智庫人士及部分涉台事務官員會面。她在出發前強調，希望向美方傳遞「兩岸和平」、「區域穩定」的理念，並尋求美國支持降低台海衝突風險。

這種先訪北京、再赴華盛頓的路線，在兩岸關係史上並不常見。

一些大陸學者在社交媒體上發文認為，鄭麗文試圖向美國證明，國民黨並非單純的「親中力量」，而是主張同時維持兩岸溝通與美台關係的「平衡路線」。而對於國民黨而言，這更像是在為2028年總統選舉提前鋪路。

在鄭麗文訪陸期間，大陸官方與民間給予高規格禮遇。大陸國台辦主任宋濤陪同走訪，習近平親自會見，媒體與網民合力將她塑造成「兩岸和平使者」。在大陸新浪微博上，「鄭麗文訪美」相關話題雖有討論，但基調多為「希望她繼續傳遞正確訊息」「別被美方忽悠」。不過中國民間一些觀點卻認為：鄭麗文必須向美國說明，國民黨才是真正能避免戰爭的夥伴，而非民進黨那種「麻煩製造者」。

「和平繁榮之鏈」 vs. 美國戰略天平

鄭麗文在行前記者會上反覆強調，要把「第一島鏈」轉化為「和平繁榮之鏈」，呼籲結束冷戰思維，推動美中共同支持區域經濟合作。她指出，從日本、韓國到大陸東南沿海、台灣、香港、新加坡，這是全球最富裕、科技最先進的區域，應聚焦合作而非戰爭。

這個論述在北京聽來順耳，卻在美國眼中充滿問號。川普訪北京後公開反對台灣走向台獨、不願卷入衝突，但這不等於美國會接受國民黨版本的「和平」。谷立言的專訪已點明重點：美國重視台灣自我防衛能力、重建台海平衡，歡迎賴清德維持現狀的表態。換言之，和平不是唱出來的，而是嚇阻+實力平衡出來的。

鄭麗文也表示自己「非常願意」與美國總統川普會面，但目前並無相關安排。從目前來看，她此次能夠接觸的主要對象仍將集中在國會、智庫及涉台政策圈層。

相較於四月份赴陸之行，這次鄭麗文訪美行最大的挑戰，在於如何說服美國決策圈相信國民黨不會削弱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戰略利益。報導認為，鄭麗文所強調的「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反對台獨」等立場，與當前華盛頓主流戰略認知之間仍存在明顯落差。

北京希望她證明自己能夠維持兩岸溝通；而華盛頓則希望確認她不會過度靠近北京。

北京真正關心的，並不是訪美本身，而是「訪美後說什麽」

鄭麗文此前多次公開強調「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並認為美國「不支持台獨」的立場應當更加明確。北京真正關心的從來不是國民黨是否訪問美國，而是其是否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政治基礎。

因此，對於北京而言，只要國民黨繼續維持既有路線，其與美國展開接觸並非不可接受。當鄭麗文進入華盛頓政治圈之後，是否會因為美國壓力而調整相關論述；而美國又是否願意給予這位可能角逐2028年總統選舉的政治人物更多戰略空間。

對於台灣而言，這是國民黨重新建立對美溝通渠道的嘗試；對於美國而言，這是觀察未來台灣政治版圖變化的機會；而對於北京而言，則是一場檢驗國民黨路線穩定性的現實測試。

中國輿論樂見鄭麗文「傳和平」，卻也明白，美國的戰略利益不會因一趟訪問而轉向。鄭麗文若能在美國清晰闡述國民黨立場而不落入北京敘事陷阱，或許可為兩岸多爭取一些空間；反之，若被視為「習的傳聲筒」，則只會加深美方疑慮，讓台灣在夾縫中更難喘息。

原文

5月31日，第23屆香格里拉對話（IISS Shangri-La Dialogue）在緊張的氣氛中落下帷幕。這場亞太地區最重要的年度安全論壇，今年再次成為中美日菲南海角力的主舞臺。與過去幾年相比，中國明顯降低對這場峰會的政治待遇——未派國防部長出席高層對話，但在會場上的攻勢卻絲毫未減。

從質詢菲律賓防長到追問日本二戰道歉，中國代表團展現出一貫的「戰狼式」外交，讓這場本應促進對話的平臺，充滿了火藥味。

連續第二年，中國沒有派出國防部長出席這場被視為亞洲最高級別安全論壇的會議，而是改由以中國國防大學教授孟祥青為首的專家學者代表團參加。相比過去中國防長在大會主論壇發表重量級演說、與美國防長同臺交鋒的場面，今年北京顯然主動降低了參會規格。

然而，降規格並不意味著降調門。恰恰相反，中國雖然從舞臺中央退到了側翼，卻依舊成為整個峰會最具存在感的國家之一。

從「防長外交」退回「專家外交」中國火藥味不減

無論是魏鳳和還是李尚福時代，中國防長都曾在這裏與美國展開激烈攻防，北京也借此向東南亞國家展示自身的戰略存在。

但今年，北京似乎有意改變策略。一方面，川普與習近平此前剛剛舉行會晤，中美關係出現階段性緩和跡象。美國戰爭部長赫格塞斯（Pete Hegseth）在大會上的講話也明顯收斂，沒有像往年那樣高調聚焦臺灣議題，而是更多強調盟友分擔責任和印太安全合作。另一方面，北京顯然不願讓香格里拉對話會再次成為西方媒體圍繞臺灣、南海和軍隊反腐問題集中發問的場所。因此，中國選擇了一種新的方式：不讓高官出席，卻讓學者和退役將領承擔「戰鬥任務」。

然而，「低調」並不等於「退讓」。在多場全會的互動環節，中國解放軍專家學者代表團成員多次主動出擊。

面對美國推動盟友擴大軍費、構建新的安全網絡，中國代表團繼續批評「集團對抗」和「霸權主義」；面對日本擴大軍費和強化防衛合作，北京則重新祭出「軍國主義復活」的歷史敘事。

中國代表團團長孟祥青則直接質疑「一個沒有徹底清算軍國主義歷史的國家，是否有資格談論地區安全合作」。

在中日關係緊張的問題上，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在會上提出新版「自由開放印太」構想，並強調日本將承擔更大的地區安全責任。中國另一名代表沈志雄大校則向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提問，要求日本對中國、韓國及東南亞二戰受害國「一視同仁」道歉。中國黨媒形容「小泉避重就輕，反批中國軍力擴張缺乏透明度，並強調日本發展防衛能力「不是新軍國主義」」，隨即多家官媒跟進批評日方「拒不反省」。

在南中國海問題上，菲律賓則繼續推動與美國、日本、澳大利亞等國的安全合作。中國國防大學教授張弛直指菲方在南海「言行不一」，一邊宣稱和平解決，一邊違反《南海各方行為宣言》。菲律賓國防部長特奧多羅在回應時顯得語無倫次，最終被主持人打斷，場面尷尬。中國媒體將此描述為「戳破菲方謊言」。

在會議結束後，中國海警隨即宣布在臺灣東部海域展開執法巡航，並明確表示此舉與日本、菲律賓推進海上邊界談判有關。

美日菲「抱團」 vs. 中國「單挑」：地區緊張未見緩解

與中國的攻勢相對，美日菲則展現更為協調的陣線。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在演講中不僅否認「新軍國主義」，更直指中國「龐大核武庫」才是地區和平隱憂。此番發言被視為東京近年來對北京最強硬的公開回應之一，也反映日本在高市早苗政府下加速軍事正常化的決心。

菲律賓則持續在南海議題上尋求國際支持，儘管在中國代表追問下表現狼狽，但其與美日澳等國的聯合巡航與軍事合作已成既定趨勢。美國方面，雖然未有高層戲劇性發言，但中美關係穩定被多國視為「壓艙石」，顯示華府仍試圖在競爭中管控風險。

越南領導人蘇林在主旨演講中則採取較為務實的中立態度，批評「強權即公理」的競爭，同時強調發展與韌性，試圖在美中之間尋找平衡空間。這也反映東南亞國家普遍的「兩面下注」困境。

中國媒體的「戰場敘事」正在形成，南中國海問題成為最激烈交鋒話題

如果說日本問題仍屬於歷史與現實交織，那麽南海則完全是現實沖突。今年峰會上，菲律賓代表團幾乎把中國視為主要安全挑戰。

菲律賓方面公開批評中國在南海的活動，並繼續推動與美國、日本、澳大利亞等國的防務合作。與此同時，美菲海上聯合行動仍在持續進行。中國則迅速采取回應。就在會議期間，中國海警與軍方繼續在黃巖島附近展開巡航行動，並將其定義為針對菲律賓「侵權挑釁」的反製措施。

這種場景其實正是今天香格里拉對話會最真實的縮影。會場內，各國代表討論「戰略穩定」。會場外，各方艦艇和軍機繼續在南海進行力量展示。

相比官方代表團，中國媒體在本屆峰會上的表現反而更受關注。多家中國媒體連續發布報道，將現場中國記者與外國代表、學者之間的交鋒描繪成一場「捍衛國家主權」的行動。在中國網路平臺上，一些記者在場邊追問外國官員、反駁涉華言論的視頻獲得大量傳播。

在今年香格里拉對話會期間，中國大陸最熱的話題不是共軍學者的發言，而是中國記者與菲律賓防長特奧多羅（Gilberto Teodoro）的交鋒。

中國媒體廣泛報導菲律賓官員「迴避提問」，甚至出現「中國記者追問菲律賓防長」的畫面。部分官方背景媒體更把這描述為一次「捍衛國家主權」的行動。在社交媒體上，不少中國網民把這些記者稱為「會場上的外交官」。

過去，北京希望通過高官演講向世界解釋中國。而現在，中國媒體越來越強調的是「與世界鬥爭」。

東盟正在成為最大的觀察者，新南向政策成兩岸關注議題

從越南到新加坡，從印尼到馬來西亞，大多數國家都試圖在安全合作與經濟合作之間保持平衡。越共中央總書記蘇林在峰會期間的活動，也反映出越南正在試圖同時維持與中國、美國之間的戰略空間。

對於東南亞國家來說，中國是最大貿易夥伴，美國仍是最重要安全力量。他們既擔心中國崛起，也擔心美國收縮。

無論是臺海、南海還是東海，如今亞洲最重要的安全議題幾乎都與中國有關。

於是外界看到一個頗具戲劇性的場景：防長缺席了，但中國仍然是大會最核心的話題；官方低調了，但中國代表與媒體的反擊卻更加高調。

它不願接受西方制定的規則，卻又必須留在規則之內參與競爭；它試圖降低對某些國際平臺的政治認同，卻又無法放棄這些平臺所產生的國際影響力。

因此，中國在用另一種方式告訴外界：雖然降低了出席規格，但絕不會退出這場圍繞亞洲秩序主導權的競爭。

原文

曾经以“少林CEO”“最会经营寺庙的和尚”闻名中国的释永信，最终还是走到了法庭中央。

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5月29日一审宣判，释永信（俗名刘应成）因职务侵占、挪用资金、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及行贿等罪名，被判有期徒刑24年，罚款350万元人民币。法院认定，其侵占、挪用及受贿金额累计接近3亿元人民币。官方同时强调，其犯罪时间跨度长、社会影响恶劣，应从严惩处。

对许多人来说，这更像是一场迟到了十多年的审判。因为有关释永信的举报，最早可以追溯到2015年前后。当年，少林寺前武僧总教头释延鲁等人曾实名举报释永信涉嫌侵占寺产、拥有私生子及生活腐化等问题。彼时官方调查结论是“证据不足”，释永信不仅安然过关，还继续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等职务。

然而十年之后，昔日举报内容却大部分以官方通报形式重新出现。2025年7月，少林寺管理处发布公告，首次公开披露释永信涉嫌刑事犯罪，并指其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且育有私生子，随后接受多部门联合调查。

这也是外界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如果当年的举报内容并非空穴来风，那么为什么直到今天才被处理？事实上，释永信案从来不只是一个和尚贪腐的问题。

“佛门CEO”的崛起

释永信1999年成为少林寺住持后，积极推动少林文化“走出去”，通过武术表演、国际交流和商业开发，将少林寺打造成全球知名IP。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但也伴随寺院经济模式的转型。少林寺周边商业项目、门票收入、慈善基金会运作等，成为资金密集领域。

中国改革开放后，宗教场所逐渐恢复活动。与多数寺庙不同，少林寺恰好踩中了两个时代风口。

第一个风口是武侠文化。1982年电影《少林寺》上映后，少林寺成为中国最具国际知名度的宗教品牌之一。

第二个风口则是市场经济。1987年接任少林寺住持后，释永信开始推动少林寺品牌化运营。从武术学校、商业演出、影视授权，到文化旅游、海外推广，再到知识产权保护和商业合作，少林寺逐渐从一座寺庙演变成一个文化商业综合体。

支持者认为，他让一个破败古寺重新焕发生机；批评者则认为，他把佛门变成了企业。

因此，释永信获得了一个极具争议的称号——“少林CEO”。

在中国宗教管理体系中，寺庙本身并非完全市场化机构，而是同时具有宗教、文化、旅游和统战等多重属性。当一个宗教领袖既掌握宗教权威，又控制巨额商业资源，还拥有广泛政商网络时，其影响力往往会超出一般宗教人士的范畴。

这也解释了为何释永信能够在多个政治周期中始终屹立不倒。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20年代，他经历了数届领导层更替，也长期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等职务。少林寺不仅是宗教机构，也是地方经济名片和对外文化交流窗口。

换言之，释永信的价值，从来不仅限于一个寺庙住持。

二十四年刑期释放什么信号

从量刑看，24年已属于中国有期徒刑体系中的重刑。法院特别提到其“职务侵占、挪用资金、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均数额特别巨大”，同时认定行贿情节严重。尽管释永信认罪悔罪并主动交代部分犯罪事实，仍被判处24年徒刑。

值得注意的是，官方没有将案件简单包装成“违反佛教戒律”事件，而是突出经济犯罪。

这符合近年中国反腐和社会治理的一贯逻辑。对于官方而言，生活作风问题更多属于道德层面；而资金侵占、利益输送、行贿受贿，则直接触碰制度红线。

因此，释永信最终倒下，不是因为他被称为“花和尚”，而是因为其所掌握的商业帝国被认定存在系统性的利益输送与资产侵占问题。

这也是案件与普通宗教丑闻最大的区别。

比释永信落马更值得关注的，是少林寺如何继续存在

外界讨论释永信时，很容易把焦点放在个人身上。但对官方而言，重点恰恰可能相反。

释永信可以倒下，但少林寺不能倒下。少林寺不仅是中国佛教象征，也是国际知名文化符号。每年涉及庞大的旅游收入、文化传播和国际交流活动。官方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少林寺存不存在，而是如何把它重新纳入更可控、更制度化的轨道。

因此，未来少林寺管理模式出现调整几乎已成定局。

一个可能趋势是进一步去个人化。过去三十多年，释永信几乎与少林寺形成强绑定关系，很多人甚至把少林寺与释永信画上等号。但从治理角度看，这种“个人品牌大于机构品牌”的模式本身就蕴含风险。

未来官方更可能强化集体管理机制，让寺院回归机构治理，而非依赖某个明星住持。

公众为何并不意外

有意思的是，网络舆论对判决最大的反应并非震惊，而是“终于来了”。

从社交媒体讨论看，许多人早已把释永信视为中国宗教商业化最典型的人物之一。部分网民甚至认为24年刑期仍然偏轻。

这种反应折射出一个长期存在的社会情绪。近年来，中国社会对宗教商业化的容忍度明显下降。无论是高价香火、天价法事，还是寺庙上市传闻、网络带货和尚，都曾引发舆论争议。

公众未必反感宗教机构拥有正常收入，但对“神圣性”与“资本化”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敏感。而释永信恰恰成为这种矛盾最集中的象征。他既是推动少林寺现代化的人，也是让少林寺陷入商业化争议的人。

关键不是判二十四年，而是神话结束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24年的刑期只是法律结论。真正终结的，是一个持续近40年的时代叙事。

过去，中国社会曾相信宗教、市场和个人魅力可以被同时整合，一个成功的宗教领袖既能弘法，也能经营，还能成为地方发展的招牌。

释永信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但今天，中国进入强调规范化、制度化与风险管控的新阶段。无论是互联网平台、房地产企业，还是宗教机构，个人色彩过强、资本扩张过快、资源过度集中的模式，都在被重新审视。

因此，释永信的落幕，不只是一个和尚的结局。它更像是中国过去数十年“个人化经营时代”的一个注脚。

那个被称为“少林CEO”的传奇人物倒下之后，少林寺依然会存在。只是未来的少林寺，大概不会再允许出现第二个释永信。

（听不懂播客首发）

自5月中下旬起，重慶、湖南、湖北等地遭遇歷史極值暴雨，引發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災害。其中湖南常德石門縣災情最為嚴重，超過10萬人受災，截至5月22日晚已造成7死14失聯。中國官方緊急預撥1.2億元人民幣中央自然災害救災資金，用於搶險救援與民眾安置

除了官方救援力量外，許多民間救援組織自發趕赴災區參與救災。然而，部分未經提前報備審批的民間救援隊伍，卻遭官方公開批評與警告，引發「民間力量是否擾亂社會穩定」的爭議。

類似爭議並非首次出現。在中國高度集權的災害管理體制下，民間組織的活動空間長期受限。官方強調「黨政統一領導」，任何未經協調的自發行動，都容易被視為潛在的不穩定因素。

從汶川到石門洪災：民間力量曾短暫被打開

2008年汶川大地震，一度被視為中國公民社會發展的轉折點。

當時大量志願者、NGO、民間慈善組織與企業快速進入災區。無論是募款、物資運輸、心理輔導還是基層救援，民間力量都前所未有地活躍。外界甚至形容，那是中國改革開放後「社會自組織能力」的高峰。

但這種開放並未持續太久。隨著北京方面後來越來越強調「維穩」，尤其在疫情之後，「統一指揮」「集中管理」逐漸成為官方治理核心邏輯。對於地方政府而言，災區不僅是救援現場，也是輿論現場、政治現場。

在2023年京津冀地區出現百年來罕見的特大洪災時候，位於河北省涿州市出現嚴重災情，記者當時應母校高中的邀請，回去予以協助，在為期近一個月的時間裡，目睹了從官方救援力量混亂到民間救援力量入駐的全過程，尤其是在物資分配上，也出現現場發放秩序混亂的問題。在救援結束後，一些民間救援力量也並未得到官方十分熱心的感謝，反倒是當地民眾自發的展現出極大的熱情。在後續時間裡，一些民間救援隊伍如藍天救援隊的隊員私下對記者表示對官方的表現十分寒心。

因此，未經批准的志願行動，在中共維穩思路裡往往被視為不可控因素。主要原因有三點：第一，官方擔心信息失控。大量民間人士進入災區後，現場影像、傷亡情況、基層混亂，都可能繞過官方宣傳系統直接擴散。第二，官方擔心組織化。中國政府長期對具有動員能力的民間組織保持警惕，尤其是跨地區行動能力強的公益團隊。第三，則是責任問題。一旦民間救援人員在災區發生意外，地方政府也必須承擔政治責任。

中國式治理：救災首先是「維穩」

在中國政治體系中，「穩定」往往高於效率。這也是為什麽中國近年來在許多公共事件中，都強調「統一調度」、「統一發布」、「統一指揮」。從疫情，到洪災，再到地震救援，都能看到類似邏輯。

官方並非完全拒絕民間力量，而是更希望這些力量被納入體制化框架內運作。例如官方背景慈善機構、共青團系統、地方紅十字系統，或接受備案管理的公益組織。像藍天救援隊這樣的民間組織，近年來雖然仍活躍於災難現場，但其發展路徑也越來越趨向「半官方化」。換句話說，中國並不反對救援本身，而是強調救援必須處於可控狀態。

過去多年，中國不斷收緊對NGO的管理，民間救援組織若未納入官方體系，容易被貼上「未經許可」的標籤。這種做法的代價是：災區民眾可能因官僚流程延誤而錯失及時援助，熱心民眾的善意也被壓抑。當救災被過度政治化，「穩定」淩駕於「效率」與「人道」之上，受害的終究是災民。

民間力量是負擔，還是社會資產？兩岸差距過大

中國這波洪災中的爭議，再度拋出一個根本問題：在現代災害管理中，政府該如何定位民間力量？是視為潛在擾亂穩定的「不定時炸彈」，還是值得信賴與合作的夥伴？

反觀台灣，在災害應對上，民間力量不僅被鼓勵，更是救災體系的重要支柱。以2024年花蓮地震為例，地震發生後，慈濟基金會、紅十字會、土木技師公會等民間組織迅速動員，發揮了關鍵作用。

慈濟基金會在震後不到半小時即成立災害應變中心，提供帳篷、熱食、福慧床與物資，並展開長期修繕與心理關懷工作；土木技師公會則動員近百名技師，協助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確保搜救安全；各地志工與自發團體也湧入災區，參與清理與重建。

更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花蓮洪災（受強颱影響），災後連假期間，大量「鏟子超人」自發從全台各地趕赴光復鄉等地，手持鏟子、水桶清理淤泥，成為救災主力。民間甚至成立網站匹配志工與需求區域，展現高度的自主性與組織力。

花蓮歷次災後，民間捐款專戶、志工協調平台都扮演重要角色，既補足官方資源不足，也讓民眾參與感提升，強化整體防災韌性。

因此，在台灣社會，災難發生後，民間組織越活躍，往往代表社會信任越高。但在中國大陸，大規模自主行動卻容易觸碰官方最敏感的一條線——「誰在組織群眾」。

這意味著，未來中國的民間賑災，很可能會繼續存在，但會越來越依附於官方框架。

換句話說，中國並不是不要民間力量，而是希望民間力量成為「體制的延伸」，而不是「獨立於體制之外的社會力量」。而這，也正是兩岸災難治理思維最根本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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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美AI競賽急遽升溫之際，中國對人工智能核心人才的管理方式，正出現一種耐人尋味的變化：過去被用於核科學家、軍工專家、國企高層的「敏感人才管控邏輯」，如今正逐漸延伸至民營科技企業的AI工程師與創業者。

中國政府已開始要求部分來自阿里巴巴、DeepSeek等企業的頂尖AI研究人員，在出境前須獲得批準；部分人則被要求提前報備海外行程。這意味著，AI人才不再只是市場化企業的人力資源，而越來越被納入「國家戰略資產」的範疇。

而幾乎與此同時，中國多個AI平台又在高考前夕傳出將限製「拍題答疑」等功能。包括豆包、元寶等產品客服均證實，高考期間相關AI識圖答題能力可能被關閉。

兩則看似無關的內容，卻透露出同一個信號：中國官方對AI的態度，正從「鼓勵發展」進入「安全治理」階段。AI不再只是產業問題，而開始被視為一種必須置於國家控製框架內的戰略能力。這種氣氛，很容易令人聯想到冷戰年代的「核專家管理」。

從「開放創新」到「戰略資源」：中國視「AI」為國家戰略資源

人工智能化可以說是人類第五次工業革命的開始，相較於第四次工業革命計算機的出現，人工智能則是將信息系統發揮到極致。過去兩年，中國AI產業經歷了一輪急速爆發。

ChatGPT引發全球生成式AI浪潮後，中國科技企業迅速投入大模型競賽。從阿裏巴巴的通義，到字節跳動的豆包，再到DeepSeek等新創公司，中國在算法、推理模型與應用層面快速追趕美國。尤其DeepSeek今年以來在國際AI圈引發關註，更讓北京意識到：AI競爭已經不僅是商業問題，而是國家實力問題。

中國對關鍵領域人員的出境管製由來已久，冷戰時期美蘇對核科學家即有類似嚴格措施。中國過去主要針對國企與體製內人員，即便是一些被認為是邊緣化的崗位如中小學教師、政府單位的勞務派遣工、銀行的出納、理財經理等，都被北京視為「境外勢力容易策反的對象」。如今擴展至民企AI頂尖人才，標誌著AI競爭已被提升至「國家安全」層級，等同於不能輸的戰略戰役，恐懼般的「泛國家安全化」的觸覺正在逐漸鋪開。

在中美AI「冷戰」格局下，美國通過出口管製芯片、吸引中國人才等手段施壓，中國則以「築墻」方式回應——保護人才、防止技術外流。分析認為，這凸顯人才才是AI競爭的最核心環節，遠勝於單純的算力或模型。北京擔憂頂尖工程師赴美交流或跳槽，可能導致前沿知識外泄，因此采取預防性管控。

但是，民營企業本以靈活性與高薪吸引全球人才，如今核心人員行動受限，可能影響企業國際合作、創新活力，甚至導致部分工程師在職業早期就面臨「留國內還是謀海外」的抉擇。長期來看，如何在安全與開放間取得平衡，將是北京面臨的一大考驗。

Manus事件：北京的警訊時刻

推動這一變化的重要背景之一，是今年持續發酵的Manus事件。AI初創公司Manus兩位聯合創始人曾被限製出境，而Meta對其高估值收購也遭遇中國監管審查。

雖然官方從未正式確認相關細節，但這一案例已足夠讓北京意識到：在全球AI資本競逐之下，中國頂尖AI團隊可能迅速被海外科技巨頭「整體打包」。

這也是中國當前最擔心的問題。與傳統製造業不同，AI產業最大的資產並非工廠，而是人腦。模型參數、訓練經驗、工程技巧、高質量數據治理能力，都高度依附於核心研究團隊。一旦核心人才流向海外，技術優勢也可能隨之遷移。

因此，北京如今的治理邏輯，越來越像冷戰時期美蘇對核人才的思維：關鍵技術競爭，最終競爭的是人。

當AI開始進入「安全化時代」： 民企會重新「國企化」嗎？

值得註意的是，這種安全化傾向，不僅體現在人才流動。中國高考期間限製AI拍題功能，其實也是同一邏輯的延伸。

去年以來，中國監管部門已經多次強調AI內容安全、深度合成治理與生成式AI備案製度。而今年中國高考期間，大模型平台主動關閉識圖答題能力，則顯示官方已開始將AI納入「社會穩定工具治理」的框架。

換言之，中國政府現在對AI的態度，已經出現明顯「雙重性」：一方面，希望AI成為突破美國技術封鎖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又擔心AI失控、外流、影響教育公平甚至意識形態。於是，一個非常中國特色的局面正在形成：AI企業表面仍是市場公司，但其核心能力卻越來越接近「準國家資源」。

過去二十年，中國互聯網產業最重要的成功因素之一，就是高度市場化與全球化。中國AI崛起，很大程度也依賴國際論文交流、矽谷人才回流、跨境資本與開放生態。

但如今，在中美科技脫鉤持續升級背景下，這種開放模式正逐漸收縮。美國一邊加強芯片出口管製、限製先進GPU流向中國；中國則開始強化AI人才、數據與技術流動的內部管控。最終結果，可能是雙方都越來越把AI視為「準軍備競賽」。

尤其AI產業與傳統軍工不同，它高度依賴全球學術共同體、開源生態與跨國協作。過度安全化，反而可能抑製創新。但從北京角度來看，在當前中美科技競爭背景下，「先確保安全」顯然正壓過「完全市場化」。

這也意味著，中國AI產業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時代：它不再只是資本故事，而越來越像國家戰略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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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關於「韜（τ）定律」的系統闡釋文章《A Time Scaling Theory for Multi-Layer Electronic Systems（多層電子系統的時間縮放理論）》發表在中國科學院科技論文預發佈平台。

這一表述迅速引發輿論關注。原因不僅在於它涉及晶片技術路線，更因為它觸碰了過去60年全球科技產業最核心的「物理法則」——摩爾定律。

如果說摩爾定律定義了美國主導的信息時代，那麽「韜定律」更像是中國在美國技術封鎖下，試圖建立另一套晶片敘事體系的嘗試。

何庭波：從「備胎」到華為晶片核心人物

何庭波，現年57歲（1969年生於湖南長沙），被中國科技圈稱為「晶片女王」。她畢業於北京郵電大學（通信和半導體物理相關專業），1996年加入華為擔任工程師，2003年受任正非委託負責晶片研發，獲得每年數億美元的預算支持。她是華為17人董事會中僅有的兩名女性董事之一（另一位是孟晚舟）。2019年美國將華為列入實體清單後，何庭波曾因一封《致員工信》而廣為人知。

在2019年制裁後，她推動「備胎轉正」策略，強調「不會再有另一個十年打造備胎」，推動華為半導體業務在受限環境下的自立發展。

那封信裡最著名的一句話是：「為了這個以為永遠不會發生的假設，海思開始了備胎計劃。」

此後，「備胎轉正」幾乎成為中國半導體產業自主化的象徵。過去幾年裡，從麒麟晶片回歸，到昇騰AI晶片擴張，再到華為構建「鴻蒙—昇騰—鯤鵬」生態，何庭波實際上已經成為中國「去美國化晶片路線」的關鍵技術人物之一。

如今，她進一步提出「韜定律」，意味著華為已不再滿足於「追趕西方」，而是開始試圖重新定義晶片產業的話語體系。

「韜定律」核心：從「空間微縮」轉向「時間微縮」

1965年，英特爾共同創辦人摩爾（Gordon Moore）提出：集成電路上的晶體管數量，大約每兩年翻一倍，晶片性能也隨之翻倍，而成本則不斷下降。

過去半個世紀，全球晶片產業幾乎都圍繞這一規律展開。從90奈米、28奈米，到今天的3奈米、2奈米，本質上都是「幾何縮微」——不斷把晶體管做得更小、更密。而這條路線的終點，正在越來越接近物理極限。一方面，先進製程成本已經極端昂貴。一座先進晶圓廠投資高達數百億美元；另一方面，當晶體管尺寸逼近原子尺度後，量子隧穿效應、漏電、散熱等問題也越來越嚴重。

換言之，傳統「縮小晶體管」換取性能增長的路徑，正在失去過去那種近乎線性的效率紅利。這也是為什麽近年全球半導體行業開始轉向Chiplet、先進封裝、3D堆疊等路線。

何庭波提出的「韜定律」則將焦點從「空間」轉向「時間」。其核心概念是系統性地降低時間常數τ（信號切換與傳播延遲），通過壓縮信號傳播時間來提升整體系統性能，而非單純追求更小的製程節點。

按照華為的說法，「韜定律」的核心，是以「時間縮微」替代「幾何縮微」。

簡單說，傳統摩爾定律追求的是：「把電路做得更小。」而「韜定律」則試圖追求：「讓信號傳輸更快。」這對於一家通信企業來說意義非凡，由此未來的市場份額將可能會逐步擴大。

它強調通過邏輯折疊、3D堆疊、系統協同、先進封裝、EDA優化等方式，減少晶片內部數據傳輸延遲，從而在不依賴最先進製程的情況下，提升整體算力。這意味著，未來晶片競爭的核心變量，可能不再只是「誰擁有最先進光刻機」，而是誰能更有效組織系統架構。這實際上也是當前全球AI晶片競爭的真實方向。

例如NVIDIA（輝達）的優勢，不僅在GPU本身，更在NVLink、高速互聯與系統級架構能力；蘋果M系列晶片，則依賴統一內存與軟硬協同；而AMD、英特爾也都在推進Chiplet路線。

華為真正的戰略意圖：繞道突圍，打造自主可控生態。

「韜定律」真正重要的，並非技術本身，而是其背後的戰略意味

過去幾十年，全球晶片產業的權力核心，建立在美國主導的技術標準之上：EDA工具來自美國、先進製程依賴ASML與台積電、晶片架構掌握在Arm與x86體系手中。中國長期處於追趕者位置。而美國制裁之後，中國越來越意識到：如果始終沿著美國定義的技術路徑競爭，中國將永遠被卡在「先進製程」這一關。

於是，華為開始嘗試「繞開規則」。如果無法在「幾何縮微」上追上台積電，那麽就改變評價體系本身。這與中國近年來在新能源汽車、AI大模型、量子通信等領域的策略類似——即不一定在舊體系中贏，而是建立新體系。因此，「韜定律」本質上不僅是技術路線，更是一種產業政治語言。

它試圖向外界傳遞一個信息：即便沒有EUV光刻機，中國仍然可以發展高性能晶片。

而華為希望通過這一理論，降低對單一先進製程的依賴，在中國大陸市場及「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形成具有競爭力的替代方案。

中國正在爭奪「技術定義權」： 台積電會受到衝擊嗎？

台積電目前已量產2奈米製程，並計劃2029年推進1.4奈米。業界人士認為，若「韜定律」能在實際產品中實現預期性能，將對台積電在中國大陸及部分受地緣政治影響的市場構成壓力，尤其在3D堆疊、Chiplet及異構集成領域。

無論是蘋果、英偉達（輝達）還是AMD，目前都仍高度依賴台積電的3奈米與未來2奈米製程。先進製程仍是AI時代最關鍵的護城河之一。

更重要的是，「時間縮微」並不能完全替代「幾何縮微」。系統優化固然重要，但如果底層晶體管性能不足，整體能效仍會受限。

因此，華為的路線，更像是一種「受限條件下的替代性突破」，而非徹底顛覆現有產業邏輯。但從長期看，它對台積電的真正影響，可能並非市場份額，而是產業敘事。

一旦這種邏輯被更多中國企業接受，中國半導體產業未來可能會更加強調封裝、互聯、系統優化，而不再單純執著於製程數字。

全球半導體產業正處於轉型期。從摩爾定律主導的「製程驅動」時代，逐漸走向系統、架構與封裝共同驅動的新階段。「韜定律」的提出，或將加速這一轉變。

原文

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簡稱香會）即將於5月29日至31日登場，作為亞太地區最具指標性的安全對話平台，今年卻出現明顯「中國缺席感」。引發外界關注的是，北京此次並未派出軍委成員、副總參系統將領或國防大學現任領導，而是由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教授、退居學術崗位的少將孟祥青率團參會，不僅層級創下2007年以來新低，更凸顯北京在當前戰略環境下，對高調軍事外交的謹慎與保留。

孟祥青雖具少將軍銜及全國政協委員身份，但目前並無任何行政實職，此與去年率團的國防大學副校長胡剛峰相比，明顯層級下調。

香會由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與新加坡國防部聯合主辦，長期被視為亞太地區最重要的防務安全論壇之一。過去20年，它不僅是區域國家討論台海、南海與印太戰略的平台，也逐漸演變為中美軍事外交的「公開擂台」。

尤其在2019年之後，北京曾明顯提高對香會的重視程度。無論是魏鳳和、李尚福還是董軍，都曾以中國國防部長身份出席，並利用大會演講直接回應美國的「印太戰略」、南海議題與台海問題。某種程度上，香會已經成為觀察中美戰略關係的「晴雨表」。

北京低調背後的戰略算計是什麽？

根據今年香會議程，原本安排的「中國在亞太地區的合作夥伴關係」專場，已被改為更泛化的「應對全球競爭中的地區緊張局勢」。這意味著，中國代表團失去了傳統意義上的「中國主場發言時段」。與此同時，北京也沒有像往年一樣安排防長級人物赴會，而是改由專家學者團「低調參與」。

從形式上看，北京仍強調「積極參與建設性對話」；但從實際安排來看，中方顯然正在重新評估香會的價值。一個重要背景是，北京近年來對「西方搭台、中國挨批」的不滿越來越明顯。

中方發言人蔣斌在記者會上強調「派專家學者參會」以「增信釋疑、凝聚共識」，卻回避正面回應是否放棄西方智庫主導平台的問題。這種低姿態，與過去中國積極利用香會舞台反擊「中國威脅論」、推銷其安全理念的做法，形成強烈對比。

過去數屆香會，南海、台海、軍機軍艦接觸等議題，幾乎都成為針對中國的焦點。中國代表團不僅需要面對美國及盟友的集體施壓，還頻繁遭遇媒體與學者的尖銳追問。對北京而言，這類公開場合越來越像是「輿論消耗戰」，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安全溝通平台。

與此同時，中國近年來也在大力經營自己的安全外交平台——北京香山論壇。與香會相比，香山論壇更強調「全球南方」敘事、發展中國家安全觀以及「非西方安全秩序」。北京顯然希望逐漸把國際軍事外交的話語場，從新加坡轉向北京。

如此來看，董軍缺席不僅是單一人事安排，更像是一種「平台降級」策略：北京沒有退出香會，但正在主動降低對其政治投入。

中美地緣政治較量舞台逐漸擴大，中美台三方關係該如何改變？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降級恰恰發生在中美關係進入一種「有限緩和、深層對抗」的階段。

川普重返白宮後，中美高層接觸有所恢復。董軍此前已在川普訪華期間，與美國防長赫格塞思有過簡短交流，中國國防部也強調雙方將繼續利用各層級溝通渠道。但北京顯然不願再回到過去那種在西方主導場域中，被動接受議題設置的模式。換句話說，中方並非拒絕軍事溝通，而是在改變溝通場景。

如今中國更傾向於雙邊會談、閉門機制以及自身主辦的平台，而不願在聚光燈下進行「公開論戰」。尤其在台海與南海局勢持續敏感的背景下，任何一句公開表態，都可能迅速被國際媒體放大。

對中國而言，香會不僅是軍事外交場域，更是展現「大國擔當」的重要窗口。連續兩年國防部長缺席，且代表團降至純學術層級，客觀上削弱了北京在亞太安全議題的話語權。此舉也意味著中美兩軍高層在香會平台缺乏直接溝通管道，盡管雙方已在其他場合（如川普訪華期間）有所接觸，但公開透明的對話機制明顯降溫。

此外，今年香會美國國防部長預計將出席並發表演講，與中方形成鮮明對比。區域國家勢必藉此平台關切中國軍事擴張意圖，而缺乏高層回應的中方代表團，恐難以有效紓解各方疑慮。

對於區域熱點台灣來説，中國降低高層軍事外交能見度，反映其內部正聚焦於軍力整備與戰力生成。近年來共軍繞台軍演常態化、灰色地帶行動頻仍，在國際舞台卻選擇低調，形同「對外和緩、對內強硬」的雙軌策略。

香格里拉對話自2002年創辦以來，已成為檢驗大國戰略意圖的重要風向球。中國從積極參與到如今的「專家學者團」模式，變化本身即是值得深思的地緣政治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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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泰集團總裁、「大潤發之父」 尹衍樑 於5月26日在台北逝世，享年76歲。消息傳出後，兩岸財經圈震動。對於許多中國消費者而言，他的名字或許不如「大潤發」響亮，但過去二十多年，中國城市家庭的日常消費方式，很大程度上正是被這位台灣企業家改變的。

尹衍樑出身台灣「山東幫」企業家家庭，父親尹書田是台灣紡織業重要人物，被稱為「格子布大王」。接手家族事業後，尹衍樑沒有停留在傳統製造業，而是將潤泰集團擴張至地產、金融、醫療、生技與零售領域。1990年代，他與法國歐尚合作，將「大潤發」模式引入中國大陸，並迅速崛起。

在中國零售業黃金年代，大潤發曾是「超市之王」。它幾乎定義了中國三四線城市居民對於「現代消費」的最初想象：寬闊賣場、低價促銷、生鮮熟食、節慶囤貨，以及「周末全家逛超市」的生活方式。

尹衍樑曾說，「大賣場販賣的不是商品，而是幸福。」如今看來，這句話更像屬於一個已經遠去的消費年代。

從叛逆少年到商界巨擘

尹衍樑1950年出生於台北，祖籍山東日照。其父尹書田早年在上海、青島經營棉紡廠，赴台後創辦潤泰企業，被稱為「格子布大王」。尹衍樑年輕時曾經歷叛逆階段，後在恩師王金平引導下奮發向上，取得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博士學位。1991年父親過世後，他接掌潤泰集團，推動多元化轉型。

1996年，潤泰成立大潤發流通事業；1997年在上海開設大陸首家門店。憑借生鮮供應鏈優勢、本土化經營與「農村包圍城市」策略，大潤發迅速擴張，一度成為中國大陸最大的外資零售企業之一。尹衍樑還推動預鑄建築工法創新，取得多項國際專利，並捐資創辦唐獎，被視為「東方諾貝爾獎」，表彰永續發展、生技醫藥等領域貢獻。他長期支持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等教育事業，秉持「取之於社會、回饋於社會」的理念。

從擴張神話到北方關店潮：大潤發在中國：從超市之王到轉型陣痛

尹衍樑創立的大潤發，曾是中國量販店的標竿符號。1990年代到2010年前後，是中國消費社會快速成形的時期。那是城市化、房地產、家庭收入同步上升的年代。大潤發、家樂福、沃爾瑪等大型賣場，都是那個時代的產物。

它們依靠規模擴張、供應鏈優勢和低價邏輯，迅速占領中國城市。

但今天，中國零售業的關鍵詞已經變成：「即時配送」、「會員製」、「折扣化」、「情緒消費」、「小包裝」、「線上線下一體化」。

近年來，中國零售業面臨消費疲軟、電商與即時零售衝擊，以及租金成本壓力，大潤發也進入調整期。目前包括河北、山東、遼寧、吉林、黑龍江等北方區域，已有多座城市的大潤發門店關閉或退出。此前江蘇鎮江、湖北黃岡、湖南株洲、四川德陽等地也陸續出現閉店消息。業內普遍認為，大潤發正在進行區域「瘦身」。

中國零售市場過去十年的變化，其實可以用一句話概括：消費者不再願意為「大」買單，而開始為「效率」和「性價比」買單。

即時零售（線上下單、線下快速配送）市場規模在中國大陸已接近萬億元，用戶規模超7億，年輕消費者偏好便利與性價比。電商與社區團購進一步擠壓傳統大賣場空間。

中國消費市場正從「規模擴張」轉向「品質與效率」競爭。居民可支配收入穩步增長，但儲蓄意願較高、價格敏感度上升，導致傳統大賣場需從「又大又全」轉向精準社區服務。

大潤發在中國為何變得艱難？

相比永輝、盒馬等後來者，大潤發的問題更典型。傳統大賣場最核心的優勢——「一站式採購」，反而變成了劣勢。因為「大賣場」意味著更遠距離、更長時間、更高運營成本。數據顯示，2026年1至4月，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僅增長1.9%，4月份商品零售甚至接近停滯。居民消費意願仍明顯偏弱。

這一趨勢與整體中國零售市場數據高度吻合。2025年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突破50萬億元，同比增長約3.7%，但增速低於GDP增長，顯示消費復蘇溫和。城鎮零售增長相對穩健，鄉村略快；超市、便利店等業態表現好於傳統百貨，但大賣場面臨客流分流。

大型賣場最依賴的，其實是「家庭型中產消費」。當家庭減少大規模囤貨、開始精打細算時，大賣場的坪效會迅速惡化。與此同時，另一邊卻是山姆會員店的快速擴張。2026年，山姆計劃繼續新增13家門店，並進一步向華北與二線城市下沉。

這形成一個極具象徵意味的對照：一個屬於「大眾消費時代」的大賣場帝國正在收縮；而另一個面向中產階層的會員制零售，卻在逆勢擴張。

消費者仍在花錢，只是不再願意像過去那樣，在周末推著購物車採購一整周生活用品。

從這個角度看，大潤發如今的收縮，並不僅僅是企業經營問題，而是整個中國消費結構轉型的縮影。

而尹衍樑這一代台灣企業家，也恰好見證了中國消費市場最狂飆突進、也最劇烈變遷的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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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藝人林志玲在上周突然宣布，婉拒出任文化內容策進院（文策院）董事一職，原定6月底上任的她，在短短數日內做出「U轉」，理由是「未曾想到這個稱謂的重量，比想像中沉重很多很多」，並希望避免更多「非事實的揣測和誤解」。這一決定迅速引發兩岸輿論關注。

大陸國務院台辦發言人陳斌華今日（5月27日）在例行記者會上直指，文策院是民進黨當局推行文化「台獨」、煽動「抗中保台」的政治工具，台灣文藝界人士選擇與其劃清界限，是「明智的決定」。

從「文化推廣」到「政治標籤」：單純初衷 vs. 政治重量

文策院日前公布新一屆董事名單，其中包括林志玲。作為長期在大陸發展的台灣藝人，林志玲過去一直維持相對謹慎、溫和、低政治色彩的公眾形象，因此她接任文策院董事，很快在大陸輿論場引發關注。

隨後，林志玲發表聲明稱，「未曾想到這個稱謂的重量，比想像中沉重很多很多」，並表示為了避免更多誤解，決定不承接該職務。

文策院於2019年由民進黨當局成立，資金主要來自「國發基金」，定位為推動台灣文化內容產業國際化。然而近年來，該機構資助的多部影視作品，如以台海衝突為背景的《零日攻擊》等，被大陸方面批評為歪曲歷史、渲染「大陸威脅論」。在一些中國持「武統」觀點的學者看來，文策院也不斷有其夾帶政治任務的意圖，成為綠營文化治理的延伸工具。

林志玲過去以溫柔形象深耕兩岸娛樂圈，尤其在中國大陸市場擁有廣泛人氣。

此番被列入文策院董事名單後，迅速面臨兩岸輿論的放大鏡審視。最終，林志玲選擇抽身，顯示出她在壓力下的現實考量：一個原本希望「為產業盡綿薄之力」的文化參與，竟在當前氛圍下被賦予遠超預期的政治象征意義。

如此來看，大陸國台辦這番表態，其實也是對台灣演藝圈釋放一種新的訊號：未來不僅政治表態會被檢視，連文化機構、影視合作、公共身份，也都可能被納入「兩岸立場」的審視範圍。

台灣藝人的「兩岸沉默術」正在失效？

過去十多年，許多台灣藝人面對兩岸政治議題時，普遍采取一種「低政治存在感」策略。既不公開支持「台獨」，也盡量避免涉及統一議題；既維持台灣本土市場，又保留大陸發展空間。對於大多數藝人來說，這是一種務實選擇。

因為大陸市場仍然具有決定性吸引力。從綜藝、影視、直播、商業代言到演唱會，大陸市場的體量遠超台灣本地。尤其在台灣影視產業長期萎縮背景下，不少藝人的事業重心事實上早已轉向大陸。

但問題在於，兩岸關係過去幾年快速惡化後，「模糊空間」正在縮小。

大陸方面近年來對台灣藝人的政治立場審視明顯加強。無論是轉發涉統一貼文、表態「支持一個中國」，還是是否參與具有「台獨色彩」的活動，都會成為觀察指標。

林志玲的案例似乎並非孤例，而是台灣藝人長期面臨的結構性困境縮影。在民進黨執政時期，「文化台獨」與「抗中保台」逐漸滲透產業政策，文策院等機構成為重要推手。許多藝人本意僅想專注創作、拓展市場，卻發現一旦涉及公職或官方資助項目，便難以保持「中立」。

值得注意的是，國台辦此次用詞並不只是簡單「肯定」，而是強調「劃清界限」。

這意味著，大陸方面如今對於台灣文化界的觀察邏輯，已經不僅停留在「有沒有支持統一」，而是進一步進入「是否與台獨文化體系保持距離」。

大陸國台辦明確肯定林志玲的決定「明智」，並重申文策院的政治屬性，這一回應符合大陸一貫的對台文化工作邏輯：堅決反對「文化台獨」，並歡迎台灣同胞在民族大義上做出清晰選擇。對於深耕大陸市場的台灣藝人而言，這不僅是政策宣示，更是實際的市場信號——在兩岸關係緊張之際，清晰的「劃清界限」可能成為維系合作空間的前提。

尤其在大陸官方看來，文化、影視、娛樂正在成為台灣政治認同塑造的重要戰場。從《零日攻擊》到近年來多部強調「大陸威脅論」的影視作品，北京方面顯然已經將部分台灣文化工程視為意識形態競爭的一部分。

因此，對台灣藝人而言，未來最敏感的，可能不再只是「說了什麼」，而是「參與了什麼」。

兩岸娛樂產業似乎終究難以脫離政治現實？

長期以來，兩岸娛樂圈曾經被視為「最不政治」的交流領域之一。

明星、綜藝、偶像文化，某種程度上曾弱化意識形態差異，也讓兩岸民間保持情感連接。但如今，隨著兩岸對抗持續升高，文化產業也越來越難維持「去政治化」狀態。

藝人過去還能依靠「少說話」維持平衡，如今卻逐漸進入「沈默也會被解讀」的階段。

林志玲以「沉重」二字收場，某種程度上道出了許多台灣藝人的心聲。在可預見的未來，只要兩岸政治對立未見緩和，這類「拒任」或「低調」的故事，恐怕仍將反復上演。

原文

近期中國華北、華南和福建東南沿海一帶進入汛期，多地接連發生暴雨導致的洪災死亡事件頻頻上升，一些地方黨政幹部也進入隨時24小時備戰的狀態。位於湖南石門縣遭遇嚴重洪災，超過10萬人受災、多人死亡與失聯。

常德石門縣壺瓶山鎮龍池河村黨支部書記向金元，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因聲音嘶啞、眼眶紅腫而引發關注。她講述斷電、斷網、轉移村民的艱難過程時一度落淚，本來是一段典型的「基層救災報導」。

但鏡頭中她佩戴的金色耳環卻迅速成為網民攻擊焦點，部分網友留言稱「一個耳環有50克」、「二兩黃金應該摘了捐」、「作秀就別戴金耳環」等，對其廉潔性和工作作風展開質疑。向金元隨後回應表示，耳環只是普通裝飾品，並非真黃金，她「24小時都不夠用」，無暇顧及網絡評論，只要村民認同就足夠。她的同事也氣憤指出，向金元勤懇踏實，正忙於災後重建，村裡仍兩天兩夜未合眼搶修電力。

隨後，中國官媒與多家媒體紛紛下場「滅火」，強調「不能讓惡意揣測寒了基層幹部的心」，認為這種放大式輿論並非監督，而是網絡「誅心」。這場耳環風波之所以能迅速發酵，並不僅僅因為一副耳環，更在地方黨政一把手換屆選舉的敏感節點，折射出官方與民間對「幹部形象」的認知落差。

「耳環爭議」背後，是中國基層權力信任的持續塌陷？

過去十年，中國持續高壓反腐，的確讓大量官員落馬，但與此同時，也塑造了一種新的社會心理：民眾越來越傾向於從生活細節中尋找權力腐敗的蛛絲馬跡。

一個皮帶、一塊手錶、一頓飯局、一個包包，甚至一次微笑，都可能被輿論放大為「官員特權」的象徵。這次湖南女幹部遭遇的，其實正是這種「顯微鏡式監督」。

在中國輿論生態裡，基層幹部已經逐漸進入一種極端矛盾的狀態：一方面，官方要求他們深入一線、塑造親民形象；另一方面，公眾又對任何「生活品質痕跡」保持高度警惕。尤其是在災區背景下，民眾天然會產生一種情緒對比——災民失去家園，而幹部卻佩戴「看起來昂貴」的飾品，這種視覺衝擊很容易形成輿論情緒。

即便後來向金元解釋，那只是「金色耳環」而非純金耳環，但很多網民其實並不真正關心耳環材質，而是在借耳環表達對基層權力長期累積的不信任。

中國地方換屆前夕，基層官場進入「形象高壓期」

此事發生在大陸地方黨政一把手換屆選舉的關鍵時期，顯得更微妙。2026年正值多地基層換屆年，基層幹部的「形象管理」被提升到政治高度。

據記者觀察發現，這幾年，中國地方政壇出現一個頗有意思的現象：大量具有發改委背景的官員，開始進入地方主政位置。從省長、市長，到市委書記、省級常委，「發改系」幹部正在變得越來越常見。

今天中國地方政府面臨的最大問題，早已不是過去那種「GDP衝刺」式的粗放增長，而是地方財政緊張、土地財政衰退、產業轉型困難、青年失業、招商失效等複合型壓力。這種情況下，傳統那種擅長政治理論、文件表態、意識形態工作的「理論型幹部」，在地方治理中反而容易顯得無力。

過去，中國地方官員晉升，往往更強調政治表態能力。但現在，經濟壓力開始倒逼官場重新重視「治理能力」。尤其在地方財政普遍吃緊的大背景下，一個只會喊口號、卻不懂產業的人，很難真正撐起一座城市。

在這種背景下，基層幹部的「公眾形象」開始變得異常重要。近年來，中國不少地方已經形成一種特殊現象：幹部不敢戴名表、不敢開好車、不敢高消費，甚至連朋友圈都越來越「政治正確」。

許多基層幹部私下最大的焦慮，並不是工作本身，而是「被拍到」。因為在移動互聯網時代，一個短視頻、一張截圖、一個直播鏡頭，都可能讓一個基層幹部瞬間成為全國輿論對象。而這次湖南事件最特殊的地方在於：她不是因為「不作為」被批評，而是因為「看起來不像太苦」。

這種輿論邏輯，實際上正在重塑中國基層政治文化。某種程度上，中國基層幹部如今面臨的，不再只是傳統行政考核，還有一種「互聯網道德審判」。尤其在換屆前夕，地方政府會更加害怕「負面輿情影響幹部評價」。因此，未來類似事件，很可能會進一步促使地方官場走向一種更強烈的「低調化」「去消費化」甚至「苦行僧化」。

兩岸官場相繼進入「視覺政治時代」

過去幾年，中國已經出現多起類似事件。江西「周公子」因為炫富朋友圈翻車；一些地方官員因為皮帶、手表、奢侈品被網友「破案」；甚至連幹部講話時的背景陳設，都可能被網友逐幀分析。

這意味著，中國輿論已經進入一種新的「視覺政治時代」。公眾不再相信抽象敘事，而是更相信鏡頭裡的細節。如果過度強調「幹部艱苦樸素」，會讓基層官員越來越不敢展示真實生活；但如果完全放任，又可能激化民間對權力階層的不滿。

真正值得警惕的，其實是中國社會正在形成一種新的互不信任結構：民眾越來越不相信幹部的「清廉敘事」，而幹部也越來越害怕公眾的「放大鏡」。

反觀台灣，對於類似「幹部生活細節」爭議的處理模式，明顯更趨成熟與法治化。台灣基層公職人員或民意代表若遇形象爭議，通常會進入公開討論、媒體調查與司法監督的三重機制。例如，過去多起地方首長或議員被質疑「戴名表、開豪車」的案例，多由獨立媒體深度追查財產來源、利益衝突，而非單純網民「人肉」與道德審判。若涉及公器私用，監察院或檢察機關會介入調查，程序透明且有明確法律邊界。

由此來看，真正的監督，應建立在事實與法治基礎上，而非情緒化的「有罪推定」。

原文

中東戰火延燒，油價飆漲疊加美元強勢，亞洲多國貨幣正面臨新一輪嚴峻考驗。從印度盧比、菲律賓比索創下歷史新低，到印尼盾跌破亞洲金融危機最嚴重時期水位，再到日韓兩國耗費數百億美元護盤，區域經濟緊張氛圍已然升溫。這不只是一場匯率波動，更是能源依賴、資本外流與民生壓力交織而成的結構性挑戰。

貨幣貶值最直接的受害者，是依賴進口燃料與食品的底層民眾。物價上漲中，貧困家庭承受最大壓力，因為他們將收入更大比例用於基本生活開支。在馬尼拉市場、德里街頭與印尼港口，都能看到柴油漲價導致漁船減少出海、日常開銷節節攀升的景象。

亞洲對1997年貨幣危機的記憶猶新，當時區域貨幣在美元升值重壓下紛紛崩盤。如今歷史似乎正在重演，但這次的觸發點是地緣政治衝突而非單純金融泡沫。

「油價+美元」形成雙重擠壓，亞洲各國央行重新進入「防守模式」

亞洲是全球最依賴能源進口的地區之一。亞洲約80%的石油運輸需要經過霍爾木茲海峽，一旦中東局勢惡化，亞洲國家將首當其衝。如今的亞洲經濟，本就處於增長放緩階段。中國經濟復甦乏力，日本長期低增長，韓國出口承壓，東南亞多國則面臨資本外流風險。

在這樣的背景下，貨幣貶值不僅沒有像過去那樣帶來出口刺激，反而先推高了進口成本與通脹壓力。印度盧比近期已跌至歷史低位，被稱為「今年亞洲表現最差貨幣之一」。 印尼盾則持續承壓，市場擔憂其財政狀況與能源進口成本同步惡化。

印度盧比今年已貶值超過6%，菲律賓比索同樣跌至紀錄低點。印尼盾的表現更為慘烈，目前已逼近1美元兌18,000印尼盾大關，較亞洲金融危機時期還要疲弱。日本與韓國雖動用巨額外匯儲備干預，卻僅能短暫穩住陣腳。

更危險的是，很多亞洲國家如今存在典型的「美元債務依賴」。一旦本幣持續貶值，企業和政府償還美元債務的成本就會急劇上升。經濟學界長期將這種現象稱為「貨幣錯配」。當本幣收入無法覆蓋美元債務時，銀行體系和企業資產負債表就會迅速惡化。

如果繼續加息，可以暫時穩定匯率；但加息又會進一步打擊本已疲弱的經濟。如果不加息，則可能出現資本進一步外流，貨幣繼續貶值。過去十多年，亞洲許多國家曾依靠低利率與寬鬆流動性推動經濟增長。但如今，全球金融環境已經徹底改變。

美國高利率仍在持續，而美元在地緣政治危機中的避險屬性重新強化。市場資金正在回流美國資產。這意味著亞洲央行不得不重新回到「防守匯率」的模式。

印尼央行近期甚至意外大幅加息50個基點，以穩定市場情緒。與此同時，日本、韓國等國也不斷釋放「口頭干預」信號，希望減緩本幣貶值速度。 但市場真正擔心的，並不是短期匯率波動，而是亞洲經濟會不會進入一種「慢性失血」狀態。

因為貨幣貶值一旦持續，就會形成惡性循環：本幣下跌 → 輸入型通脹上升 → 民眾消費下降 → 經濟增長放緩 → 資本繼續流出 → 本幣進一步下跌。這種邏輯，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曾經上演過。如今雖然多數亞洲國家的外匯儲備比當年更充足，金融監管也更成熟，但新的問題在於：全球地緣政治風險遠高於當年。

伊朗風險成為亞洲經濟最大外部變量，中國或成為「相對穩定錨」

近期市場一度因「美國與伊朗可能接近達成協議」而樂觀，國際油價回落，亞洲貨幣短暫反彈。 但隨後美國再次對伊朗南部目標發動打擊，市場避險情緒迅速升溫。

這暴露出一個現實：亞洲經濟如今已經越來越無法擺脫中東局勢影響。從能源安全，到航運保險，再到資本流向，整個亞洲金融體系都與霍爾木茲海峽深度綁定。而伊朗國內本身也正陷入嚴重經濟危機。數據顯示，伊朗通脹持續高企，本幣里亞爾大幅貶值，食品價格漲幅驚人。

對於亞洲國家而言，最擔心的並不是伊朗經濟本身，而是中東長期動蕩導致能源價格結構性上升。因為一旦國際油價長期停留在高位，亞洲製造業成本、物流成本、居民生活成本都將全面上升。

在這一輪亞洲貨幣動蕩中，人民幣雖然同樣面臨壓力，但相較於其他亞洲貨幣，波動仍相對有限。不過，這並不意味著中國能夠獨善其身。亞洲貨幣整體貶值後，中國出口同樣會遭遇更激烈競爭。同時，如果周邊國家經濟惡化，中國對亞洲市場的出口需求也會下降。

更重要的是，亞洲國家如今對「美元體系」的焦慮正在上升。近年來，從人民幣跨境結算，到亞洲貨幣合作機制，再到部分國家推動「去美元化」，背後都反映出一種共同擔憂：過度依賴美元，意味著在地緣政治危機中缺乏安全感。

在美元走強、美國長債收益率攀升至5%以上的背景下，亞洲央行進退維谷。如何在維持經濟增長與捍衛貨幣穩定之間取得平衡，將考驗各國政策的智慧。更根本的解方，或許在於加速能源來源多元化，並降低對單一貨幣體系的過度依賴。

原文

中國著名人文學者、作家劉再復於2026年5月24日在杭州病逝，享年85歲。他的離去，標誌著一個時代的文學與思想漂泊者悄然謝幕。

對許多年輕人來說，劉再復這個名字或許已經陌生。但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他卻是中國思想界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他不僅參與推動「思想解放運動」，更曾深度影響兩岸三地關於「人文精神」、「文學主體性」與「中國現代性」的討論。

作為1980年代中國「文化熱」中的弄潮兒、提出「文學主體性」的重要理論家，以及1989年後長期流亡海外的知識分子，劉再復的逝世不僅在中國大陸與海外華人圈引發廣泛追思，更在台灣知識界喚起對兩岸文化交流、知識分子命運與「告別革命」理念的深刻反思。

誰是劉再復？從「文學教父」到「思想異端」

劉再復1941年出生於福建南安，1963年畢業於廈門大學中文系，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文學評論》主編等職。1980年代中國思想解放與文化熱潮中，他以《論文學的主體性》、《性格組合論》等著作成為文藝理論領軍人物，吸引無數青年學子。其理論強調作家、人物形象與讀者的主體性，反對僵化教條，推動文學回歸人性與審美，在當時被視為突破「工具論」的關鍵貢獻。

1989年「六四事件」後，劉再復離開中國，開始長達三十餘年的海外漂泊生涯。他曾任美國芝加哥大學、科羅拉多大學、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香港城市大學等校客座或講座教授，也在台灣中央大學與東海大學擔任教職。旅居期間，他與哲學家李澤厚合著《告別革命：回望二十世紀中國》，主張「要改良，不要革命」，強調非暴力、階級調和，挑戰激進革命敘事，在華語思想界掀起持久討論。

晚年他出版《紅樓四書》、《漂流手記》、《五史自傳》等，持續自我反思與文化批判。其女劉劍梅（香港科技大學教授）在微信發文悼念：「他在美國漂流的三十三載，守住了中國知識分子的風骨，獨鑄自己的文化精神家園。」這句話道盡劉再復一生堅持的「潮流外人」姿態——拒絕隨波逐流，守護文學與思想的獨立。

劉再復最輝煌的時期，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思想界經歷一場巨大鬆動。彼時，中國社會剛剛走出「文革」，知識界開始重新討論「人」、「自由」、「主體性」、「人的價值」等議題。劉再復正是在那個時代迅速崛起。

他曾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是中國文藝理論界最核心的人物之一。他提出「文學主體性」、「性格組合論」等理論，在當時幾乎影響了一整代中文系學生。

為什麽台灣特別關注劉再復？

劉再復與台灣淵源深厚。他在中央大學、東海大學任教期間，講授魯迅、紅學與現代文學，深受台灣學界重視。其著作如《告別革命》在台灣有較大傳播空間，與台灣知識界對民主轉型、避免激進革命的反思形成共鳴。台灣學者如康來新等曾推薦其《罪與文學》等書為必讀，視其為跨岸人文對話的代表。

2000年代以後，劉再復多次赴台灣講學，與台灣學者展開大量關於中國現代性、儒家文化、民主化與文學精神的討論。在台灣許多知識分子眼中，劉再復有一種特殊身份：他既來自大陸體制內部，卻又經歷了對體制的深刻反思。

​這種經歷，對台灣觀察中國大陸極具參考價值。尤其在兩岸關係持續緊張的背景下，台灣社會越來越關注一個問題：「中國內部是否仍存在自由主義傳統？」

而劉再復，恰恰被視為這一傳統的重要象徵。他和李澤厚等人曾長期討論「中國為什麽始終無法真正建立現代公民社會」，也反思中國傳統文化與政治權力之間的關系。這些討論，在台灣知識界長期具有影響力。

尤其是在民進黨執政後，兩岸官方交流日益減少，但兩岸知識界、文化界仍維持某種「精神連接」。

一個時代的餘暉，象徵知識分子漂泊與時代反思

今天回頭看，劉再復真正重要的，並不只是文學理論本身，而是他試圖重新把「人」帶回中國思想世界。在那個長期強調「階級」「集體」「革命敘事」的年代，他強調文學應回歸「人的靈魂」；他反對把文學完全變成政治工具；他強調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

這在今天看似普通，但在1980年代初的中國，卻帶有極強的思想衝擊力。也因此，他在當年擁有極高聲望，甚至一度被視為中國「新啟蒙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

但1989年之後，一切發生改變。「六四事件」後，大批自由派知識分子遭遇政治寒冬，劉再復也離開大陸，長期流亡海外。他後來輾轉美國、香港，並與另一位著名思想家李澤厚展開大量思想對談。

此後幾十年，他雖然仍持續寫作，但已逐漸從中國大陸公共輿論場「消失」。

過去十多年，中國輿論場發生巨大變化。民族主義崛起、互聯網情緒政治高漲、短視頻文化興起之後，傳統知識分子的影響力持續下降。

在這種環境下，劉再復代表的那種「八十年代啟蒙知識分子」，逐漸成為歷史人物。這一代人相信：知識可以改變社會；思想能夠推動改革；文學具有道德力量；知識分子應承擔公共責任。但今天的中國社會，已經越來越不再相信這些。

耐人尋味的是，劉再復最終是在杭州去世。杭州如今是中國最具互聯網經濟象徵意義的城市之一，代表著AI、電商、資本與新消費文化。

而劉再復，則屬於另一個時代——一個仍相信「精神」、「人文」、「靈魂」的時代。這種強烈反差，本身就像中國過去四十年變化的縮影。今天的中國年輕人，也許熟悉短視頻網紅，卻未必知道劉再復是誰。但對於經歷過1980年代的人來說，他曾象征一種真正的思想激情。

互聯網時代的輿論邏輯，更強調情緒、流量與立場對抗。知識分子的公共空間則不斷萎縮。因此，劉再復的病逝之所以引發巨大感慨，本質上並不僅僅因為「一個名人去世」，而是許多人突然意識到：那個屬於「思想者」的時代，可能真的正在結束。

原文

5月22日晚7时29分，山西长治沁源县留神峪煤矿一声闷响，撕裂了中国煤炭大省看似平静的生产秩序。这起瓦斯爆炸事故，已造成至少82人遇难、128人受伤住院，两人仍失联，是中国17年来最严重的矿难。

这场事故不仅让外界重新注意到中国煤矿行业长期存在的安全黑洞，也再次暴露出一个被反复提及、却始终无法根治的问题——在经济压力、“保供”任务与地方财政依赖之下，矿难往往不只是一次安全事故，而是整个中国地方治理逻辑的缩影。

从官方通报来看，这次事故发生后，中共高层迅速要求彻查，山西方面也启动问责与安全整顿。多家涉事煤矿停产排查，相关负责人被控制，事故原因进入调查阶段。但在中国民间上，真正让不少人感到刺痛的，并不只是死亡数字，而是许多人发现：类似剧情，二十年来几乎没有变。

而通洲集团，这家山西民企煤焦巨头，一夜之间从“地方龙头”沦为舆论风暴中心。而站在集团背后的实控人任铁柱——那个从牧羊童成长为胡润百富榜上山西煤老板标杆的人物，其30余年创业传奇，也染上了无法洗刷的血色。

矿难发生后，中国焦煤、焦炭期货开盘涨停，黑色系品种全线走强。市场对供应收紧的预期，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一抓安全就限产”的循环逻辑。

“资源大省”的两难：离不开煤，却又摆脱不了矿难

山西是中国典型的“煤炭财政”地区。过去几年，在中国房地产下行、地方财政吃紧背景下，煤炭价格一度成为山西经济的重要支撑。尤其俄乌战争之后，国际能源价格波动，中国强调“能源安全”与“煤炭保供”，山西煤企利润明显回升，不少地方财政也重新依赖煤炭回血。

问题在于，当“保供”变成政治任务时，安全生产往往容易被挤压。这次事故发生后，外界重新翻出不少旧案：从2005年新疆阜康矿难、2006年山西左云矿难，到后来的云南私庄煤矿事故，中国煤矿行业几乎每隔几年就会出现一次震动全国的重大事故。

“瞒报”，几乎已经成为中国矿难历史中的固定关键词。2006年山西左云矿难中，地方干部与矿主甚至一度形成“统一口径”，试图压低被困人数，并组织转移矿工家属。

二十年过去，中国煤矿技术已经升级，但很多基层治理逻辑，却似乎并未真正改变。

在许多城市年轻人的认知里，煤矿似乎已经属于旧时代。但现实是，中国仍是全球最大煤炭消费国。而支撑这个体系运转的，依旧是大量基层矿工。

这些矿工很多来自农村、县城，部分甚至是中高龄劳动力。他们缺乏议价能力，也缺乏公共话语权。矿难发生后，人们看到的往往只是数字，但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高度依赖煤矿收入的家庭。在不少产煤县市，煤矿不仅是企业，更是地方经济命脉。

在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背景下，一些资源型地区重新出现“唯GDP”“唯财政”的倾向。煤炭价格上涨时，地方往往希望多生产、多创收；煤价下跌时，则更容易压缩安全投入。

记者曾利用假期在太行山河北、山西一带长途骑行露营时发现，这里几乎依山而建的村落家家都有在附近煤矿上班，尤其是位于河北邯郸武安市与峰峰矿区交界的位置，矿产经济更是当地一大特色。

据峰峰矿区附近的一些商店老板介绍，随着能源转型政策的实施，这里曾经也是红极一时，如今政府则是维持最基本的运转生产或者转为其他安全生产系数较高的产品。河北邯郸峰峰矿区属于太行山一带重要的煤炭产区，除了煤炭外，这里还伴生有丰富的瓷土和石灰石资源，形成了以煤炭、钢铁、建材、电力为核心的工业体系，目前当地正向新材料、装备制造、文旅小镇等多领域综合发展。

在中国一些中小煤矿，本身利润空间有限，无法像大型国企那样可以完全依靠政策进行转型，尤其是在煤价波动时期更容易冒险生产。过去十多年，中国曾推动煤矿兼并重组，希望通过大型国企提升安全标准。但现实中，大型煤企与地方利益体系之间，仍存在复杂博弈。如此来看，中国政府对于市场化公平竞争机制似乎仍然存在着一些偏差。

煤老板的“山西梦”与血色代价

相比于中国其他地方来说，河北、山西两省交界处于太行山的主脉，所以这里从清代开始就已经煤矿开采基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里也逐渐成为中国煤炭的代名词。山西，作为中国产煤大省，过去承担着中国约80%的生产任务，在胡锦涛时代这里的很多小型矿主靠挖煤赚大钱，因此“山西煤老板”成为当时中国有钱人的代称。

而在当地任铁柱的故事，几乎是改革开放后山西民营煤企发家史的缩影。1960年出生于沁源县小聪峪村的他，从放羊娃起步，1992年投资石料厂、承包村煤矿，1993年办起当地第一座焦化厂，1995年组建通洲煤焦公司。借着煤炭资源整合、股份制改造的东风，他陆续并购多家煤矿并改扩建，打造出集采煤、洗煤、炼焦、化工于一体的产业帝国。集团资产总额达百亿，旗下子公司16家，曾规划年产原煤420万吨、焦炭215万吨。

2010年，任铁柱以16亿元身家登上胡润百富榜。此后他低调行事，鲜少接受媒体采访，却多次获评山西省劳动模范、优秀企业家，并担任省人大代表。通洲集团被视为沁源县“龙头民企”、山西百强民企、中国能源企业500强，象徵着“煤老板”从草根到富豪的典型路径。

然而，繁荣背后是长期积累的安全隐患。留神峪煤矿属高瓦斯矿井，2024年已被列入中国灾害严重生产煤矿名单，2025年更因安全违规被罚。事故发生时，井下实际作业人员达247人，但入井公示牌仅显示124人，123人“查无信息”；103人未按规范佩戴定位卡。部分矿工反映，自救器“四五年未更换”，防护时间远低于规程要求的30分钟。

在爆炸后一氧化碳浓度极高，自救器迅速耗尽，他们只能“几米几米地爬”逃生。工作面距入口约5000米，轨道车仅到2600米，日常通勤已极度不便。矿工平均年龄四五十岁，许多人明知危险却因生计难离。更有外包工人爆料，从2月底工作至今未领到工资，劳务关系层层转包，安全责任层层悬空。

党媒《人民日报》则发文强调，要彻底扭转“重发展轻安全、重事后轻平时”的倾向。虽然山西省已展开煤矿“拉网式监察”，但夏季用电高峰与能源保供压力下，类似隐患在其他产煤区是否真正根除，仍是问号。

从“发展叙事”到“生命叙事”：“用命换增长”的叙事越来越难以接受

这起事故再次凸显中国煤矿安全治理的结构性困境。高瓦斯矿井的管理规定不可谓不严，但“罚单”未能阻止惨剧，说明执行链条存在断裂。层层外包、监控造假、下井人数不清等“打非治违”顽疾，在利益驱动下屡禁不止。

过去，矿难报道常常强调的是“恢复生产”“领导重视”“吸取教训”；如今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矿工是谁？赔偿是否合理？家属如何安置？为何风险总由底层承担？

这种变化，其实与整个中国社会心态转变有关。当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结束之后，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发展”的代价。尤其年轻一代，对“用命换增长”的叙事越来越难以接受。

在互联网时代，即使官方试图降低舆情热度，一些细节仍会迅速扩散：家属哭诉、矿工生前聊天记录、事故前违规生产传闻……这些内容都会不断刺激公众情绪。这意味着，中国未来面对矿难问题时，已经不仅仅是安全生产问题，更是社会信任问题。

在山西的黄土高原上，煤炭仍在滚滚流动。在矿难发生之后，中国民间再次出现一句老话：“矿难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长期积累后的结果。”

问题在于，这种“积累”，究竟还要持续多久。

原文

最近，河北保定官场出现人事变动。原保定市委书记党晓龙已经调离，新任市委书记由赵文峰接任。巧合的是，两人都带有鲜明的“发改系统”背景。

但有意思的是，党晓龙离任之后，在保定当地社交媒体与民间舆论中，出现了不少怀念声音。这在今天的大陆地方官场，其实并不多见。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地方干部调动往往很难在普通百姓中激起情绪波澜。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市委书记是谁，更不会对其离任产生“捨不得”的情绪。但这一次，保定一些市民却出现了“可惜了”“还没干完”“这几年保定确实有变化”之类的评价。

新任保定市委书记赵文峰，是一名典型的“技术官僚型”干部，也带有比较鲜明的发改、工业与经济治理背景。

公开履历显示，他1970年7月出生，河北平乡人，早年毕业于河北工学院电气技术专业，之后又在武汉交通大学攻读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管理学硕士。

他的仕途起点其实很典型——从石家庄市技改办起步。所谓“技改办”，本质上就是中国早期地方工业与产业升级系统的一部分，与后来的大发改体系有很强延续性。

之后，赵文峰长期在石家庄工作，历任：

石家庄市政府办公厅工业处处长；

长安区副区长；

石家庄市发改委副主任；

石家庄高新区管委会主任；

石家庄市工信系统相关职务等。

从履历可以看出，他的职业路线非常明显：

不是传统“宣传口”或者“党务口”出身，而是一路围绕工业、产业、投资、高新技术园区与经济治理打转。

这类干部在今天中国官场其实越来越受到重用。

因为地方政府现在最大的压力，已经不是单纯维稳或喊口号，而是：

地方财政怎麽办；

招商怎麽做；

产业如何转型；

债务如何化解；

年轻人就业如何稳住。

这些都需要真正懂经济运行的人。

发改係干部，为何能在保定留下口碑？

坦率地说，如果单纯从“政绩震撼感”来看，党晓龙距离当年以“大拆大建”闻名的前大同市长耿彦波，其实仍有差距。

耿彦波之所以在中国互联网上长期被视为“明星官员”，原因很简单——老百姓能肉眼看见城市变化。

他在大同修城牆、改古城、拆危房、搞市容，即使争议巨大，但民众能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城市被重新建设”的衝击感。后来他调任太原时，甚至还曾出现市民街头送别的场面。

相比之下，党晓龙在保定的风格，其实更偏向“产业治理型官员”。

他并不像耿彦波那样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也没有铺天盖地的大型城市改造工程。但保定这几年的城市氛围、产业方向以及地方行政效率，确实发生了一些细微变化。

尤其是保定作为一个长期处于“尴尬位置”的河北城市——上有北京，下有雄安，长年缺乏存在感——地方民众其实对“城市被重视”有很强心理需求。

而党晓龙任内，一直在试图强化保定的产业定位，包括新能源、汽车、高端制造等方向。这种思路，很典型地带有“发改系”色彩。

说白了，他不是单纯搞口号，而是想让地方经济真正动起来。

这也是很多保定市民对他产生好感的重要原因。

如今接任的赵文峰，同样来自发改系统。

这几年，中国地方政坛出现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大量具有发改委背景的官员，开始进入地方主政位置。

从省长、市长，到市委书记、省级常委，“发改系”干部正在变得越来越常见。

原因其实不难理解。

今天中国地方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早已不是过去那种“GDP衝刺”式的粗放增长，而是地方财政紧张、土地财政衰退、产业转型困难、青年失业、招商失效等複合型压力。

这种情况下，传统那种擅长政治理论、文件表态、意识形态工作的“理论型干部”，在地方治理中反而容易显得无力。

因为地方老百姓最直接的感受只有几件事：

有没有工作；

房价是不是一直跌；

城市有没有活力；

政府是不是只会喊口号；

年轻人愿不愿意留下。

而这些问题，本质上都属于经济治理问题。

于是，熟悉产业规划、投资项目、基建逻辑、区域经济协调的“发改系”官员，反而开始吃香。

为何“发改系”官员更容易得到民间支持？

这其实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

中国普通民众未必懂政治，但他们对“做实事”有非常直观的判断。

而发改系统出身的官员，通常有几个特点：

第一，他们更习惯谈项目，而不是谈概念。

第二，他们更重视城市规划与产业落地。

第三，他们往往懂经济链条，而不只是政治表态。

第四，他们对地方财政与招商现实有更直接认识。

很多时候，老百姓其实不在乎一个官员讲了多少大道理，而是在乎这个城市到底有没有变化。

这也是为何近年中国互联网上，真正容易被普通人记住的地方官员，大多具有很强的“建设型人格”。

无论是耿彦波，还是一些地方的工业型官员，本质上都符合这种特徵。

反倒是那些纯粹依靠理论表述、文件语言、政治口号上位的官员，往往很难在地方留下真正口碑。

因为普通百姓每天面对的是房贷、工作与生活，而不是宏大叙事。

今天的中国地方官场，其实正在悄悄变化

过去，中国地方官员晋升，往往更强调政治表态能力。

但现在，经济压力开始倒逼官场重新重视“治理能力”。

尤其在地方财政普遍吃紧的大背景下，一个只会喊口号、却不懂产业的人，很难真正撑起一座城市。

这也是为何近年越来越多地方开始重视“懂经济”的干部。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发改系官员都一定能做好地方治理。很多人同样可能陷入形式主义、政绩工程甚至过度规划。

但至少，民众能从他们身上看到一种“想做事”的倾向。

而今天中国老百姓对地方官员最朴素的期待，其实也不过如此。

对保定而言，某种程度上像是一场地方民意的小型测试——它说明了一件事：在经济下行与城市焦虑时代，民众开始越来越在意，一个官员到底能不能真正让城市往前走。

（听不懂播客首发）

5月22日，中國證監會發布重磅消息，依法對Tiger Brokers (NZ) Limited（老虎）、富途證券國際（香港）有限公司（富途）、長橋證券（香港）有限公司（長橋）境內外相關主體立案調查並作出行政處罰事先告知。

消息一出，引發中國資本市場高度關註，這不僅是監管「長牙帶刺」理念的再度落實，更折射出中國堅持「做強主場」、規範跨境金融秩序的堅定決心。

即便A股經歷數輪「政策底」「估值底」，即便監管層持續強調長期資金入市，越來越多的年輕投資者仍然把資金轉向納斯達克、英偉達與加密資產。他們熟悉的不是營業部，而是「富途牛牛」「老虎國際」；他們討論的不是「中字頭」，而是特斯拉財報、AI算力與美聯儲利率。

這意味著，中國監管真正想切斷的，並不是已經存在的海外資產配置，而是「互聯網化、規模化、低門檻」的資金外流入口。

非法跨境展業「零容忍」：從整改到處罰的升級

根據中國證監會通報，三家機構未經核準，在境內開展證券交易營銷推廣、處理交易指令等業務並獲取收益，違反《證券法》第一百二十條，構成非法經營證券業務。同時還涉及非法從事公募基金銷售業務和期貨經紀業務。證監會擬沒收其境內外相關主體全部違法所得，並依法予以嚴厲處罰。

這並非首次動作。早在2022年底，證監會就對富途控股與老虎證券推進整治工作，確立「有效遏製增量、有序化解存量」原則：禁止招攬境內新客戶、開立新賬戶，但允許存量投資者繼續交易（增量資金需符合外匯管理規定）。此次將長橋納入，並直接進入處罰階段，顯示監管對存量違規行為的追責力度顯著升級，也意味著過去幾年「灰色展業」空間被進一步壓縮。

此類跨境互聯網券商過去憑借App便捷、傭金低廉，迅速吸引大量內地投資者參與港美股交易。但在《證券法》《證券投資基金法》《期貨和衍生品法》等框架下，未持境內牌照的境外機構直接面向境內展業，本質上有挑戰了中國金融主權與投資者保護底線的意味。

目前上述涉及被處罰的主體清一色都是港股公司。目前老虎、富途等美股上市公司股價已現波動，業務增長面臨瓶頸。整體香港證券行業則可能迎來並購整合浪潮，頭部機構憑借資本與合規優勢進一步做強。

過去十年，富途與老虎之所以崛起，本質上踩中了三個時代紅利：第一，是中國居民資產全球化需求爆發。第二，是移動互聯網重構券商體驗。第三，則是監管套利空間。傳統跨境投資，本來是高凈值專屬業務。開戶需要香港銀行卡、境外地址證明、復雜KYC流程。但互聯網券商把這一切壓縮成了「一個App + 一張身份證」。

最瘋狂的時候，大量內地投資者甚至無需離境，就能完成美港股開戶。這實際上觸碰了中國金融監管最敏感的一根神經：資本項目尚未完全開放。中國允許經常項目自由兌換，但資本項目始終實行嚴格管理。原因很簡單——一旦居民資金可以無障礙流向海外，本幣穩定、金融穩定與國內資產定價體系都可能遭遇沖擊。

新戶通道大幅收緊，未來如何？

富途、老虎、長橋等已不再接受大陸居民常規開戶。部分要求提供海外永久居留、長期簽證或實際境外居住證明；境內App下載與推廣也受限。存量客戶可繼續交易，但新增資金、入金面臨嚴格外匯審查。

不過，上述規定對臺灣人影響不大，但是也會涉及境外收入報稅的問題，一些長期在社交媒體上的數字遊民，則建議開美股賬戶不涉及CRS，這樣的說法尚未得到中美官方的證實。

部分國際券商如盈透證券（Interactive Brokers）同樣收緊，要求境外生活/工作證明。少數仍支持大陸身份證開戶的平臺（如部分香港持牌小型券商），往往需境外銀行卡入金，且規模較小、產品覆蓋有限。香港本地銀行證券服務（如中銀香港）雖合規，但需親赴香港或通過特定渠道，流程更繁瑣。

此外，通過虛假材料、地下渠道開戶或違規入金，可能面臨賬戶凍結、資金追溯乃至法律責任。CRS（共同申報準則）信息交換下，境外賬戶透明度大幅提高，「隱形操作」空間幾近為零。

中國監管正在從「平臺治理」轉向「資金治理」

同樣的問題目前在海外華人身上暫未涉及，一些居住在歐洲和美洲甚至東南亞的華人在受訪時表示「目前開戶都是使用當地稅號，即已經有居留或者工作簽證，不再使用中國稅號」。一位居住在意大利的華人孫先生則表示「建議不要用中國身份開戶，若是有海外居留簽證最好，免得後續被中國稅務部門追罰」。

過去幾年，中國互聯網監管大多圍繞平臺展開——反壟斷、數據安全、金融整改。而如今，金融監管越來越開始關註：錢從哪裏來；流向哪裏； 是否繞開監管體系； 是否形成系統性資本流動。 這意味著，未來不僅是互聯網券商，整個「灰色跨境金融生態」都可能持續被清理。

短期看，這有利於穩定境內資金池。尤其是在當前市場需要長期資金、社保資金、居民儲蓄重新回流權益市場的時候，監管顯然不願意看到大量散戶通過互聯網券商持續外流。

中國資本市場「內循環」強化與高水平開放將會並進？

過去，中國經濟核心問題是「如何吸引資本」。現在，問題變成了：如何留住資本。尤其是在房地產財富效應減弱後，居民資產正在重新尋找出口。而美股過去兩年的強勢表現，又形成了巨大心理落差。一邊是納斯達克AI牛市；另一邊則是A股長期低波動與風險偏好下降。

如果大量中產持續把新增財富配置到海外科技資產，那麽中國資本市場支持科技創新、支持人民幣資產循環的能力，可能就會被削弱。

尤其是在當前中國市場需要長期資金、社保資金、居民儲蓄重新回流權益市場的時候，監管顯然不願意看到大量散戶通過互聯網券商持續外流。

但長期而言，問題並不會因為「堵」而消失。否則，即便關閉一個老虎證券，也還會出現下一個通道，因為資本永遠會尋找收益率。

原文

中國最高證券監管機構針對三家知名跨境網路券商，祭出嚴厲制裁手段，此舉被外媒認定，是北京為了強力阻斷資金外逃、徹底堵死境內散戶繞過外匯管制的「最後一條地下長廊」。

《金融時報》引述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22日聲明，文字中直接點名老虎證券（Tiger Brokers）、富途控股（Futu Holdings）與長橋證券（Longbridge Securities）三家外資券商，指控這三家企業、在未獲得國家監管部門官方核准下，長期非法為中國境內客戶引導與促成跨國證券交易。

此行為被證監會認定，已嚴重違反中國現行《證券法》等法規，而且還嚴重擾亂國家資本市場的正常秩序。

讓業界感到恐慌的一點是，中國證監會這次祭出財政連坐手段，官方強調，目前計畫依法全面沒收三家券商旗下，所有境內與境外實體因該業務產生非法所得，並將追加更嚴厲的行政處罰。雖然證監會並未第一時間透過公告，對外透露具體的罰鍰金額，以及潛在的刑事與行政罰則，但外資一致認為，這將會是一筆足以讓券商重創根本的天文數字。

這場突如其來的金融風暴，發生在中國證監會前一次大整頓跨境券商3年後，事實上，打從2023年開始，北京就曾大動作對外資非持牌券商展開排查，如今給出最終懲罰，等同宣告全面收網，徹底斬斷大陸境內散戶，多年來賴以生存的美股與港股投資命脈。

長期以來，這群主打數位化、高彈性的線上券商，核心獲利業務之一，正是協助中國本土大型科技企業（如騰訊、阿里巴巴、美團）海外員工，進行管理、變現、管理他們從境外母公司，每年獲得的員工股票期權。即便這群網路券商，並未依法獲得中國官方頒發的海外投資特許牌照，但他們依然默許協助中國境內客戶，開立海外帳戶並直接線上跨海交易，購買包含美股、美債各類外國證券商品，成為中國外匯管控大牆上，最著名的隱形漏洞。

這場司法裁決的威力曝光後，隨即在美股引爆。在晚間中國證監會的官方聲明發布後，美國納斯達克（Nasdaq）掛牌上市的老虎證券，其母公司「向上金融」（UP Fintech），以及「富途控股」兩家股價，立即在盤前交易，雙雙呈現崩盤跳水下挫40%。

中國證監會聯手其他七個中央部會，共同發布聲明指出，未來中國民眾如想進行海外資產配置，官方「僅鼓勵且僅允許」投資人，透過國家嚴格控管的合法管道進場，包含使用滬港通/深港通（Stock Connect）、大灣區跨境理財通，以及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計畫。

然而，華爾街分析師隨即吐槽北京官方「合法渠道」的硬傷，不論是滬港通還是跨境理財通，在法律與實務章程上，目前僅允許散戶涉足、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特定股票與限定金融商品，投資人根本無法觸及完整的美國市場（如輝達、微軟及美債）。

而唯一能直通全球市場的QDII機制，其投資總額度至今依舊受制於外匯管理局嚴苛的配額限制，這其實間接意味，證監會此舉實際上就是告訴中國散戶，別碰海外投資。

原文

如果說美國總統川普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會晤被視為中美關係中的緩和之舉，川普與金正恩的會晤也許會在不久的將來展開。根據美國白宮和韓國情報部門的消息顯示，在這次「川習會」上，美國向中國傳遞了希望與北韓對話的可能，一直以來中國被外界視為北韓與西方國家交流的橋梁。

援引韓聯社等多家媒體的消息顯示，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最快可能在下周或六月初出訪北韓。這將是習近平今年首次出訪，也是他繼2019年後再次踏上北韓土地。時機敏感、信號強烈：川習會硝煙甫散，「習金會」旋即登場，而外界最關心的，莫過於北京是否正為「金川會」（川普與金正恩）鋪路。

川習會定調「建設性戰略穩定」，半島議題成隱形主軸

5月中旬的川習會，美方強調伊朗核問題、荷莫茲海峽航行自由，以及雙方在經貿領域的務實合作；中方則突出台灣問題作為中美關係「最重要議題」，並重申「朝鮮半島無核化」仍是共同目標。儘管公開聲明各有側重，但知情人士指出，川普在會談中確實敦促北京在推動美朝對話上扮演「建設性角色」。

這與川普第二任期以來一貫的「交易型外交」一脈相承——他多次公開表示願在「不設前提」下與金正恩見面，並視其為可拿下「諾貝爾和平獎」的潛在政績。但是，金正恩自2022年以來加速擁核擴軍，已明確將北韓定位為「核擁有國」，棄核幾乎不可能成為談判起點。伊朗沖突的爆發，更讓平壤堅信「有核才有安全」。

過去幾年，外界一度認為中朝關系進入「低熱狀態」。疫情期間，北韓長期封關，北京與平壤高層互動明顯減少；與此同時，普京與金正恩快速靠近，俄朝軍事合作升溫，讓不少觀察者認為，莫斯科正在取代北京，成為平壤新的戰略依靠。尤其2023年至2025年間，北韓向俄羅斯提供炮彈與軍工支持的傳聞不斷，而俄羅斯則向北韓釋放技術與能源合作信號，中朝之間反而顯得「禮多於情」。

包括近期北韓又迎來數十名中國公費交換生，更為中朝關係增添了一些神秘色彩。

對中國而言，北韓從來不只是一個意識形態盟友，更是東北亞安全緩衝帶。尤其當美國重新進入「川普2.0時代」後，北京更不可能允許平壤完全倒向莫斯科，或者脫離自己的戰略軌道。此次川習會雖然沒有出現重大突破，但習近平成功穩住中美關係的基本盤，也向外界展現「可控競爭」的姿態。

據韓國政府消息人士透露，中國安保與禮賓團隊已先行抵達平壤，為習近平訪朝做準備。這次出訪絕非單純鞏固傳統友誼，而是北京在地緣棋盤上的一次多重布局。

一方面通過習近平訪朝，北京可向華盛頓證明自己在半島的影響力不可或缺。若金正恩願意鬆口與川普見面，中方自然會強調「任何美朝談判都繞不開中國」。另外一方面也凸顯北京在東北亞的主導地位，尤其在川普對盟友「交易」態度曖昧之際，韓日更需正視中朝關系的權重。

北京穿梭外交下的半島新局

川普過去就曾高度依賴個人外交推進美朝峰會，而如今仍對「再見金正恩」抱持興趣。對於北京而言，如果未來真的重啟美朝接觸，中國顯然不願自己被排除在談判桌之外。

但對中國與北韓而言，雙方依舊是互相依存的現實。金正恩雖然積極靠近俄羅斯，但他非常清楚：俄羅斯能提供的是戰時資源與軍事合作，中國才能提供長期經濟生命線。北韓90%以上的對外貿易仍與中國相關，邊境鐵路恢復、人員往來重啟，本身就顯示平壤正在重新向中國打開門戶。

近年來，北韓內部頻繁出現類似中共對於黨建治理的話語，例如強化「黨的建設」「紀律建設」「意識形態建設」等提法，甚至被一些中國學者認為明顯帶有「習近平式黨國治理」的影子。金正恩或許不願成為北京的附庸，但他顯然越來越欣賞中國式的高壓穩定模式。

這意味著，中朝關係未來未必會回到「血盟時代」，卻可能進入一種更現實、更功利的「安全共同體」。

「金川」還會遠嗎？三方各懷心思

在當前國際格局下，中俄朝之間雖然並非正式同盟，但三方都面對美國主導秩序的壓力。北京需要一個穩定且可控的平壤；平壤需要中國市場與外交庇護；莫斯科則希望東北亞存在持續牽製美國的力量。三者利益未必完全一致，卻正在形成某種「有限協作」的戰略默契。

金正恩近年來對韓國採取更強硬路線，持續推進導彈與核武發展，甚至強調把南北邊境建設成「不可攻破的堡壘」。一旦半島局勢失控，中國將首當其衝承受安全與難民壓力。因此，北京既不希望北韓崩潰，也不希望北韓過度冒險。

對川普而言，重啟「川金會」既是外交遺產的延續，也是分散國內壓力的選項。他過去三次與金正恩的會面（新加坡、河內、板門店）雖未達成無核化議，卻創造了罕見的個人外交戲劇效果。如今，他仍樂於扮演「交易大師」，期待金正恩給出足夠「讓步」以換取制裁緩解。

川習會後傳出的「習金會」消息，如同一枚精心投放的棋子。金川會是否成真，取決於金正恩的戰略計算、北京的斡旋藝術，以及川普的交易意願。但可以確定的是，無論「金川」多近或多遠，北京都已牢牢占據了半島議題的中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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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黨媒《人民日報》近日點名批評基層幹部「過度請示」現象，直指一些地方幹部凡事層層上報、事事等待拍板，不敢決策、不敢擔責，導致基層治理陷入「程序空轉」。

文章罕見地將問題歸結為「政績觀不正」，點出部分幹部存在「不沾責任、不沾風險、不沾矛盾」的心態——只想當官，不想幹事；只想攬權，不想擔責；只想出彩，不想出力。

這一表述迅速引發中國官場和民間的輿論關注。因為它揭示的，並非個別幹部的懶政，而是中國基層官場長期積累的一種制度性心理：在高壓問責與單一考核體系下，「不犯錯」往往比「幹成事」更重要，「不出事」比「做實事」更安全。

黨媒《人民日報》此次批評的「過度請示」，本質上就是一種避責機制。幹部並非不知道該怎麽辦，而是更傾向於把責任向上推，把風險向外轉。請示越多，責任越少；程序越複雜，個人越安全。

這種邏輯之下，基層治理效率被嚴重稀釋。原本可以當場解決的小事，往往要層層簽字；本該及時處置的民生問題，最終被拖成輿情事件。幹部不再追求「把事情辦成」，而是追求「確保自己沒事」。

24.5萬件立案背後：基層官員的真實壓力

更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該文發布的前一天，中共紀委公布了2026年第一季度全國紀檢監察機關監督檢查審查調查情況。數據顯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接收信訪舉報96.8萬件次，處置問題線索57萬件，立案24.5萬件，處分18.3萬人。

其中，立案省部級幹部30人、廳局級幹部1267人、縣處級幹部1萬人、鄉科級幹部3.3萬人；現任或原任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被立案者更高達2.3萬人。處分方面，僅省部級幹部就有56人。

這似乎向外界表明一點「反腐早已不是「打虎」層面的政治象征，而是深入縣鄉村三級治理結構的高壓常態」。越靠近基層，幹部感受到的問責壓力往往越直接、越具體。

尤其是鄉科級幹部和村幹部，他們既面對最現實的民生矛盾，也最缺乏制度緩衝空間。一旦處理失當，輕則被舉報，重則被立案。

在這種環境下，「不出事」自然成為最優先目標。對很多基層幹部來說「最大的政績不是把事情辦成，而是確保自己平穩退休」。

「正確政績觀」為何反複被強調？不是官僚主義，而是制度理性

事實上，「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已成為中共近年幹部治理中的高頻詞。

今年以來，中共高層多次強調，要堅持「為人民出政績、以實幹出政績」，創造經得起實踐、人民和歷史檢驗的實績，同時要求持續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

這意味著，高層已經意識到，當前地方治理中的最大障礙之一，並非單純的執行力不足，而是幹部評價體系本身出了偏差。

理想中希望的是「幹事型幹部」，但現實中形成的，卻往往是「避事型幹部」。一個幹部推動創新項目，即便成功，往往只是「應當如此」；一旦出現偏差，則可能面臨問責、處分，甚至政治前途終結。相比之下，按部就班、程序合規、絕不冒險，反而成為最理性的選擇。

於是，「躺平式治理」開始成為一種官場自我保護機制。

基層單位為了規避責任，往往把「有沒有蓋章」看得比「事情是否解決」更重要。印章不再只是行政工具，而成為責任切割的象征。

從民眾辦事時遭遇的「循環證明」「奇葩證明」，到單位內部層層審批、重複簽批，背後都反映出同一種官場邏輯：誰都不願成為最後那個拍板的人。

章越多，責任越分散；流程越長，風險越可控。這並非簡單的官僚主義，而是制度激勵下形成的理性選擇。幹部害怕的不是事情辦不好，而是「誰來承擔辦不好的後果」。

因此，當中央批評「過度請示」，實際上是在觸碰整個官僚體系最深層的安全邏輯。

基層減負，真正要減的是「政治風險」

近年來，北京持續推動「為基層減負」，從精簡文件、減少督查，到限制形式主義考核，政策不可謂不密集。

但現實中，很多幹部感受到的並不是「減負」，而是另一種更隱性的加壓：責任更重了，容錯空間卻沒有同步擴大。文件可以少發，會議可以少開，但一旦出了問題，追責機制依然嚴厲。

在這種環境下，幹部自然更傾向於「少做少錯，不做不錯」。換句話說，真正需要被減掉的，不只是文山會海，而是基層官員心中的「政治風險預期」。

如果這一點不改變，再多的制度文件，也難以真正改變幹部行為。

從「誰負責」到「誰敢負責」

中國基層治理的難題，從來不只是效率問題，更是激勵機制問題。

當一個體系持續獎勵謹慎、懲罰冒險時，它最終篩選出來的，往往不是最能幹的人，而是最會自保的人。24.5萬件立案、18.3萬人被處分的現實，進一步強化了這種官場心理：寧可不作為，也不能出問題。

所謂「正確政績觀」，在本質上不是一句政治口號，而是一個制度命題：究竟是鼓勵幹部解決問題，還是鼓勵幹部規避問題？

中國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會請示的幹部，而是更多敢拍板、能擔責、願意把事情辦成的人。

原文

在中美科技博弈持續升溫之際，輝達（NVIDIA）首席執行官黃仁勳的一番直白表態，清晰勾勒出中國AI晶片市場的最新格局。黃仁勳近日接受CNBC採訪時坦言，隨著美國出口管制持續重塑全球AI半導體版圖，公司已「基本上將中國AI晶片市場讓給華為」。

他指出，中國市場需求龐大，華為去年創下紀錄，今年表現預計同樣強勁，而本土晶片生態系也因此蓬勃發展。

從2023年開始，他頻繁訪華、參加中國發展高層論壇、與中國科技企業高層會面並與川普一起訪中，甚至一度被中國輿論視為「最懂中國市場的美國CEO」。

黃仁勳原本希望，隨著川普政府部分放鬆對H200晶片的出口限制，中國市場可能重新向輝達打開大門。但北京方面卻遲遲沒有真正批准中國大型科技企業重新大規模採購輝達AI晶片。相反，中國官方繼續推動國產替代，並明確要求大型科技企業優先採購本土AI晶片。

川習會後晶片市場的變局：從「讓利」到「加速替代」

川習會前，美國雖在晶片出口上作出一定放寬姿態（如批准H200銷售），但實際交付受阻。中國企業在大模型訓練和推理上，正加速轉向華為昇騰（Ascend）系列等本土方案。

華為不僅在性能上快速追趕，更憑藉生態整合與供應鏈安全優勢，填補了輝達因管制留下的巨大空白。輝達過去在中國AI晶片市場占有率一度高達近95%，如今已幾近歸零，公司對投資者也坦承對中國先進晶片銷售「不要抱有任何期待」。

美國自2022年起層層加碼出口管制，本意是遏製中國AI發展，卻意外催化了中國本土晶片產業的「逆向成長」。華為等企業不僅在Ascend 910/950等產品上取得突破，更帶動中芯國際（SMIC）等代工產能擴張。中國科技巨頭如阿里巴巴、騰訊、字節跳動等，正積極優化模型以適配國產晶片，降低對外部供應的風險。

這個變化速度，其實遠超許多人的預期。就在兩三年前，中國幾乎所有大型AI公司——包括阿里巴巴、騰訊、字節跳動、百度——訓練大模型時最核心的硬件，仍然高度依賴輝達GPU。

當時，中國AI產業甚至形成一種共識：「沒有輝達，就沒有中國大模型。」

但美國連續升級出口限制之後，情況開始改變。從A100、H100，到後來專供中國市場的H200，美國政府不斷收緊性能限製。到了2025年後，華盛頓甚至開始要求相關晶片交易必須獲得特殊許可，並附帶更多審查條件。

對中國企業來說，這種「不確定性」本身，已經成為最大風險。因為AI產業和傳統消費電子不同，大模型訓練涉及數萬張晶片組成的數據中心。一旦供應鏈隨時可能被美國政府切斷，中國科技企業就不可能繼續把核心命脈押注在輝達身上。

川習會後的微妙變化：北京不再急於買美國晶片

一些長期關注中美議題的觀察人士發現，外界原本普遍期待在川習會時，中美可能在AI晶片問題上出現「有限緩和」。

原因很簡單：美國需要中國市場，中國同樣需要高性能AI晶片。加上輝達近年來市值不斷飆升，中國市場長期占其數據中心收入的重要部分。黃仁勳也多次強調，中國市場對美國科技企業的重要性。包括在川普訪華期間，美國方面一度批准部分中國企業採購H200晶片試圖恢復交易。可現實卻是，北京方面卻表現得相當冷淡。

這種變化背後，其實反映出北京戰略思維的轉變。過去，中國更關注「能否買到」。現在，中國更關注「是否還能繼續依賴」。對中國而言，美國已經證明，高端AI晶片隨時可能被武器化。既然如此，那麽即便短期性能落後，中國也必須建立自己的體系。

華為「昇騰」正在成為中國AI基礎設施

過去幾年，外界普遍認為華為在手機業務恢復較快，但真正改變中國科技產業格局的，其實是華為「昇騰」（Ascend）AI晶片體系。

尤其是在DeepSeek等中國本土大模型崛起後，越來越多中國AI企業開始嘗試基於華為昇騰平臺訓練模型。這意味著，中國AI產業正在從過去「CUDA生態依賴輝達」，逐步轉向建立自己的AI軟硬件體系。

因為AI競爭不僅是晶片競爭，更是生態競爭。過去輝達最大的護城河，並不只是GPU性能，而是CUDA軟件生態。全球大量AI開發工具、框架和工程師習慣，都建立在輝達體系上。

如今，包括華為、阿里巴巴、寒武紀等中國企業，都在推動陸產AI生態。尤其華為憑借中國政府支持、運營商體系和大型國企訂單，逐漸形成規模優勢。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華為已經全面超越輝達。至少在高端GPU性能、先進製程、全球AI生態方面，輝達仍是全球最強玩家。

問題在於，中國市場的邏輯已經變了。以前，中國企業採購晶片，首先考慮的是「性能最好」。現在，在「泛國家安全化」的氛圍下，越來越多企業首先考慮的是「供應是否安全」。

這也是為什麽，即使輝達未來重新獲得部分中國市場准入，其地位也很難回到過去。因為中國企業已經開始重新適應國產替代。而一旦產業鏈完成遷移，生態完成重建，再想逆轉就非常困難。

對於華為來說，這或許正是過去幾年美國製裁帶來的最大「意外紅利」。因為如果沒有美國持續限製，中國AI產業可能永遠不會真正下決心擺脫輝達。

美國仍掌握全球最先進晶片與技術標准，中國則開始形成自己的AI產業閉環。而黃仁勳那句「市場份額已經接近零」，某種程度上，也像是一個時代變化的注腳。曾經主導中國AI時代的輝達，正在成為這場中美科技博弈中的「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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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暑假即將來臨之際，大量「名校研學團」、「清北夏令營」、「985打卡遊」已經蓄勢待發，中國的大學校園正在變成一種新的旅遊消費場景。武漢大學5月中旬宣布全面取消社會公眾入校預約制度，僅憑身分證即可步行進入，中國大學「校門該不該開」的討論再度成為輿論焦點。這不只是武大一校的調整，而是疫情後多年封閉管理後，中國高等教育如何重新面對社會的試金石。

此前，位於北京的一些高校曾在疫情前試點過「不需要預約就可以進入」的程序，但是在疫情後「預約」成為必要的選擇。然而隨著公眾對於「一所沒有圍墻的大學」的呼聲越來越高，看似只是一個「開不開門」的問題，背後卻折射出中國大學越來越復雜的角色變化。

武大這次「全面免預約」後，迅速迎來大批遊客與研學團。校園美景本是吸引力，但也帶來立即挑戰：食堂爆滿，學生高峰期無座可坐；遊客爬樹打卡、直播學生上體育課；共享單車被亂停，教學秩序受幹擾。校方保衛部坦言「無執法權」，只能勸阻，凸顯管理跟不上的尷尬。

大學到底屬於誰？中國校園開放爭論背後的治理邏輯

一所名校帶來的遊客流量，能夠刺激周邊餐飲、文創、住宿甚至城市形象傳播。如此情況下，「能否開放、怎樣開放」成為擺在中國大學面前的老大難的問題。

我的大學是在河北秦皇島度過的，秦皇島是位於河北東北部的一座海濱旅遊城市，鑑於此前中共在夏天有到北戴河召開會議的慣例，那裡的大學一般到七月初，甚至更早，六月中下旬便放假讓學生回家，空出來的校舍作為遊客住宿的地方，而夏季的北戴河也是一年中最為繁忙的時刻。但隨著中共取消北戴河休假制度後，這裡曾經的政府機關康養基地便向市場化轉型，成為新興民宿商業實體的代表。

過去幾年，中國中產家庭掀起一股「研學熱」，越來越多家長開始帶孩子「朝聖名校」。北京大學未名湖、清華大學二校門、武漢大學櫻花大道、復旦大學光華樓，都正在變成旅遊路線的一部分。

一些旅行社甚至推出「985一日遊」「清北勵志營」等產品，把大學包裝成一種「教育消費」。

我發現，尤其是在北大、清華的門口，每個遊學團報價不菲，少則幾千多則上萬的也有。按照這些家長的話說，是讓自己的孩子「沾沾喜氣，日後能夠考入名校」。一些遊學機構則是看重這樣的心理便吸引家長們報名，這些來自中國各個省份的家長，則將北大清華列為「最高學府」，認為只要進去了就可以「當官發財」，因為中共現任領導人習近平則是從清華大學畢業。

在歐美與台灣社會，「開放大學」往往被視為現代文明的一部分。大學不僅培養學生，也服務社會。

但在中國，由於大眾長期缺乏真正開放的公共文化空間，於是名校自然成為稀缺資源。很多人想進入大學，並不只是為了參觀，而是為了感受一種「理想秩序」。

中國大學的「門禁政治」：開放為何總在輿論拉扯中搖擺

如此來看，中國大學開放爭議之所以激烈，還有一個更深層原因：大學在中國從來不是單純的教育場所，它還是高度敏感的輿論空間。

中國高校歷來承擔青年思想管理功能，因此校園管理本身就帶有很強的政治屬性。大量高校安裝圍欄、閘機、人臉識別，本質上不僅是安全需求，更是一種治理思維延伸。

而遊客大量進入後，學校會面臨多個現實風險。首先是安全責任。中國高校人口密度本來就高，一旦遊客暴增，踩踏、糾紛、偷拍、直播等問題都可能出現。尤其在短視頻時代，很多遊客並非真正「參觀大學」，而是來拍攝流量內容。

其次是資源擠兌。許多學生最不滿的，並不是遊客存在本身，而是校園公共資源被占用。食堂、圖書館、自習區、共享單車，甚至校園巴士，都可能因遊客增加而變得擁堵。

最後則是輿情風險。中國大學如今越來越擔心「突發事件」被放大。一個保安驅趕遊客的視頻、一場學生與旅行團衝突，都可能迅速登上熱搜。因此，很多大學寧可維持封閉，也不願承擔開放後的輿論風險。

中國大學真正害怕的，似乎不是遊客，而是帶來的「不確定性」。

在台灣：大學相對開放卻有序的「生活場域」

如果把目光轉向台灣，兩岸大學校園文化的差異，其實相當明顯。

在台灣，無論是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大學，還是成功大學，校園普遍開放。椰林大道、總圖書館周邊，常見民眾散步、拍照，或是家長帶孩子感受大學氛圍。台大雖有訪客中心提供導覽服務，並對大型團體實施預約與人數管制（例如單一時段上限40-80人），但整體而言，並非嚴格封閉。

台灣大學生多已習慣校園與社會的交融：附近居民晨跑、校友返校、甚至外國遊客參訪，都被視為常態。學校透過志工導覽、明確的非開放區域（如宿舍、特定教學樓）及文明公約，維持基本秩序。偶有不文明行為，校方也能較靈活處理，不至於演變成系統性衝突。

中國大學若要真正「重開校園」，不能止於政策宣示，更需配套機制。暑期研學熱即將來臨，這既是機會，也是壓力測試。最終，大學之大，不在圍牆高低，而在能否在開放中守住使命、在包容中維持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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